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对付中国，无非就两点：第一就是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迟滞你手中的核武器，防止你跟他拼命；第二就是金融工具，整个操控你。当然，金融工具操控你的前提是你对他开放产业转移的通道。当年我们没有1929年时苏联那样的机会，借助西方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低价买那么多技术、设备，雇佣那么多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只好充当人家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用市场换技术”。但是，应该说我们在决定这样做时并没有精打细算，也不可能有设计精细的战略指向：总有一天我要超过你的“大目标”。

    作者访谈

    （1）书中谈到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其内涵是什么？这样一种提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书里面的表达比较含蓄，但也只能这么表达了——除暴安良，管理更多的资源。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比其他国际和民族管得更好。

    这个“管理更多的资源”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殖民和扩张，让一些人他们自己想去吧，我没说是新的殖民和扩张，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

    中国人口特别多，基于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你不是个英雄国家，不能在这个世界除暴安良，管理远远超过自己边境的资源，我们人口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提得很高。这是从我们自私的角度来想。从大的方面想，我们完全有能力为这个世界维持秩序，进行资源管理，给世界造福为世界人民做贡献。毛主席也说，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即使中国人跌倒谷底，我们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中国对世界有较大贡献，因为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其实美国人也承认，美国汉学家谢淑丽，她是个白人，起了个中国名字，她说过，中美两国的人民肯定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很高的期许，对自己的政府要求比较高，这是由这两个国家国土辽阔人员众多所决定的，爱尔兰人就不可能拥有美国人或者中国人这种想法。因为他不够资格。

    （2）书中指名道姓对一些人的思想和观念做了质疑和清理，如龙永图、崔卫平、马立诚等，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弹，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知识界分沥和争论，对此您估计会有怎样的后果？

    这个分沥和争论本来就存在，他们骂我也没少骂，像马立诚在之前《交锋三十年》里面的说了我很多，我现在才有这么个机会说两句。这种分沥和争论会不会加剧？那就不知道了，爱加剧不加剧，这种讨论本来就存在，我们当时没有话语权，发不出骂他们的声音，他们天天骂我们，现在我们就出书说两句。

    （3）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批判“文艺腔”，究竟“文艺腔”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文艺腔”到底会造成了哪些具体危害？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文艺腔”的蔓延？

    文艺腔确实有中国文化当中的弱点，这有历史根源。这个用词首先是宋晓军提出来的，但是确实我早有体会。我1983-1986年在日本学习，深刻体会到，中国理工科的学生出去跟日本学生相比，在素质能力上，我们绝对不次于他们。我们文科学生到了那边就遭遇了很多困难，当时同一批教育部派遣出去留学的学生中，第一年之后没进入研究生院的都是文科的，为什么呢，他们数学、自然科学水平太差，日本在这方面做的很均衡，他们理科学生的水平未必能超过中国，但是文科学生的自然科学水平明显高于中国文科学生。这可能跟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历代文化当中比较注重词藻，不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王安石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了，他当时要改革，要把考试中诗赋的部分取消掉，其实他自己诗赋写得很好的，可他认识到诗赋解决不了问题，在官僚中会写诗的人太多，这个社会就不行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这个传统，是中国强大的结果，因为中国几千年当中非常强大，就可以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