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物？那就是回忆，也只有回忆。特别是狱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检记忆，获得灵魂的呼吸，抚慰飘摇无着的心。20世纪80年代，我重返社会，即开始了对回忆的记录。从狱中故事到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的第一稿，均写于1980～1989年之间。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纸都脆了。何况，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丽，想忘都忘不了。而记忆是必须包括细节在内的，只知道个大概，还叫记忆吗？我现在还清楚记得35年前——宣判公审大会上悬挂的十条巨幅标语，判刑后第一天清晨从铁窗外看到的天空颜色，在劳改队过第一个春节时的菜单，等等。

    王培元：当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往事》只是“对往事的片断回忆”，并不是“完整的回忆录”。这是作者本人的历史记忆，是她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是事过境迁之后，透过茫茫烟云，穿越历史时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忆和叙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实录”而为“绝唱”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圣贤发愤著书”、“述往事，思来者”的说法；而且让我也想到了鲁迅的关于历史的若干议论，如：“历史（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坟·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书，野史而已。它让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怆，感到苍凉，心潮滚滚涌起，久久难平。而鲁迅在他著名的《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义愤填膺的人。” 野史之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章诒和：我是个绝对悲观主义者，想得最多的是关于死亡；最大的快乐是到天国与父母团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现代作家的种种手法，别说学，我连看都看不懂。再说到了这把年纪，学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当作家。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称赞自己，那都是鼓励，怕我一个人活不下去。

    王培元：说起回忆录，我还想到了两部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两者都既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亲历的往事，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见证，又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众多同时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个性。类似于小说的精彩片断，在书中亦随处可见。看来，浓烈的文学色彩，不光是中国史传文学之特征，外国作家的此种佳作也有相似之处。这种文字，这种历史叙事方式，不但可以“启人思”，而且能够“增人感”（鲁迅语），自有其独特的优长。

    有看过《往事》的朋友说，作者的记忆力实在令人惊叹，几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记得如此清楚！说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龚自珍《己亥杂诗》有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章诒和早慧，小时候就对大人们的事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年幼的她，过早地进入大人们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忧愤和焦思、痛苦与无奈。书中多次提到，家里来了客人，她也喜欢往客厅里凑。父亲有时训她，“小孩子不要听大人的谈话！”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偷听偷看。她说：“对我来说，听他们聊天就跟读书听课一样。”书里多次出现的这个躲在玻璃隔扇后偷听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对她几十年后撰写《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准备和积累，成为一种精神宝藏。

    章诒和的记忆力确实惊人。70年代末，她和母亲去拜访聂绀弩，还一清二楚地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莫斯科餐厅见到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