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