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么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而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的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侵夺政策，——整个文明的破产，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

    在扎尔斯泰的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讯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传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在致辜鸿铭书中，托尔斯泰猛烈地批评中国的传统教训，服从君主这信念：他认为这和强力是神明的权利一语同样无根据。——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的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国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的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的饥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一八九○年左右）。托尔斯泰对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性的执着，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是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讯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轻的ＪｏｋａｉＤｉｄａｉｔｓｃｈｏｏｌｕ，－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联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这篇论文载于一九○○年六月《泰晤士报》；田村于十二月中在东京读到它。而感动得下泪，全身颤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惟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卷入爱国狂的漩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的无聊的书。

    更为坚实更为真诚的——但与托氏真正的思想距离很远的——是这些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阿部畏三，《平民报》经理。在托尔斯泰的复信寄到之前，他们已下狱，报纸也被封了。一九○四年九月致书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复书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恶战争，同时亦痛恶社会主义。这复信的内容，我在前文中已引述过一段。

    可是无论如何，托尔斯泰的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彻底垦殖了。一九○八年，正值他八秩诞辰，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的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给予日本的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