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离了,这惨状一向是使托尔斯泰想起了便要狂乱,如他看了夜间栖留所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哭泣叫喊一般。
这不是说他的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有时会变得冷酷的。冷酷,于他是不可能的。直到他逝世为止,他永远是写给费特信中的人物:“如果人们不爱他的人群,即是最卑微的,也应当痛骂他们,痛骂到使上天也为之脸红耳赤,或嘲笑他们使他们肚子也为之气破。”据一八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讯。——托尔斯泰所以不喜屠格涅夫的哀怨病态的艺术者以此。
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便实践他的主张。否定的部分——谩骂与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至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与讥讽。他也过分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与敏感,以至他们把他认做不独是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托尔斯泰的批评,是永远紧接着建设的。他从来不为破坏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破坏。且在他谦虚的性格中,他从不自命建立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防卫艺术,防卫它不使一般假的艺术家去利用它,损害它的荣誉。一八八七年,在他那著名的《艺术论》问世以前十年,他写信给我道:“真的科学与真的艺术曾经存在,且将永远存在。这是不能且亦不用争议的。今日一切的罪恶是由于一般自命为文明人——他们旁边还有学者与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如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之故。这个阶级却具有一切阶级的缺点。它把社会上的原则降低着来迁就它本身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所称为科学与艺术的只是一场大骗局,一种大迷信,为我们脱出了教会的古旧迷信后会堕入的新迷信。要认清我们所应趱奔的道路,必得从头开始,——必得把使我觉得温暖但遮掩我的视线的风帽推开。诱惑力是很大的。或是我们生下来便会受着诱惑的,或者我们一级一级爬上阶梯;于是我们处于享有特权的人群中,处于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的僧侣群中了。我们应当,好似对于婆罗门教或基督教教士一样,应当有极大的真诚与对于真理的热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的特权的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一个严正的人,在提出人生问题时,决不能犹豫。为具有明察秋毫的目光起见,他应当摆脱他的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的地位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迷信。使自己处在一个儿童般的境地中,或如笛卡尔一样的尊重理智……”这封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曾于一九○二年发表于巴黎《半月刊》上。
这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的迷信,这“大骗局”,被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揭发了。《艺术论》( A依原文直译是《何谓艺术?》今据国内已有译名)于一八九七——九八年间印行,但托尔斯泰筹思此书已有十五年之久。用严厉的辞句,他揭发它的可笑,贫弱,虚伪,根本的堕落。他排斥已成的一切。他对于这种破坏工作,感到如儿童毁灭玩具一般的喜悦。这批评全部充满着调笑的气氛,但也含有许多偏狂的见解,这是战争。托尔斯泰使用种种武器随意乱击,并不稍加注意他所抨击的对象的真面目。往往,有如在一切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他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卫护的人物,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因为他过于激动了,在动作之前没有相当的时间去思索,也因为他的热情使他对于他的理由的弱点,完全盲目,且也——我们应当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充分之故。
在他关于文学方面的浏览之外,他还能认识什么现代艺术?他看到些什么绘画,他能听到些什么欧罗巴音乐,这位乡绅,四分之三的生活都消磨在莫斯科近郊的乡村中,自一八六○年后没有来过欧洲;——且除了惟一使他感到兴趣的学校之外,他还看到些什么?——关于绘画,他完全摭拾些道听途说的话,毫无秩序的引述,他所认为颓废的,有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他为了他们所表现的善良的情操而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