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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她知道,“惟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的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诱惑。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的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制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的运命系在你们手掌之间!”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最后几行。时代是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的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像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致友人书。?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的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言归旧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尔斯泰致书屠格涅夫请其原谅。屠格涅夫于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访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尔斯泰回拜他。大家对于他举动的改变,他的温和,他的谦虚都感着惊讶。他仿佛是再生了。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致卜龙斯基书。(见比鲁科夫引述)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布吉瓦尔地方所发的信。

    全欧洲的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请求。特·沃居埃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转的讽劝:“杰作的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终了,俄文原版第十二章。他写道:“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惟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注意到在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文中,特·沃居埃不知不觉间也采用了托尔斯泰的语气,他说:“不论是有理无理,也许是为了责罚,我们才从上天受到这必须而美妙的缺点:思想……摈弃这十字架是一种亵渎的反叛。”(见《俄国小说论》,一八八六年)——可是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三年时写信给他的姑母说:“各人都应当负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的工作,坏的,骄傲的,充满着诱惑。”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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