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罪恶的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的工作的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惟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的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诫条。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塔耶夫的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塔耶夫与邦达列夫。”（见前书）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塔耶夫的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一八九五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着：《为何人们会麻醉》。《残忍的享乐》，印行于一八九五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晴。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