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在五月关中掀起一番整顿入唐胡众的风波，横生枝节之余还破坏了大战前夕的内部稳定，逼得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对抗大唐的威逼。

    但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简单片面，且不说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并不会因为包容放纵就会对大唐亲近恭顺，关键是此前朝廷所整顿的胡人与大战前夕所需要统合的胡部势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逃离了原本的部族环境而投身于大唐国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护摆脱过往加于其身的酋长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络绎不绝，这本就是在削弱周边诸胡势力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唐立法分明，对入唐诸胡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详，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诸胡入唐的风潮。

    对那些颇具势力的周边胡酋们而言，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大唐各项治胡律令的颁行过于严格苛刻，甚至心里还隐隐希望这方面的律令能够更加的酷厉一些。

    毕竟这些政令只在大唐国境之内实施，并不会覆及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地，无论再怎么严格，对他们的触伤都少，更可以此证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乐土，让部众们不再热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战需要征召周边胡部势力，甚至还会下令州县官府驱逐境内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纳胡人奴婢。

    如今国力不同以往，姿态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强对境内胡人的管理，其实也是对周边诸胡部势力的一个示好。

    决定脑袋的从来只是屁股，却从来不是种族血缘，那些胡酋邦主们绝不会对入唐胡人的处境不妙而感觉到同情与悲愤。

    在这长长的宾胡助战名单中，李潼发现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存在，指着名单中一个字号有些讶异道：“倭国使者还没有离境归国？”

    倭国向大唐遣使也是颇有渊源，不说更久远，最近一次就是在开元七年圣驾转到洛阳、重点处理与新罗的纠纷时，倭国遣使抵达洛阳。

    虽然后世有关倭国遣唐使的研究颇多，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倭国在大唐的朝贡体系中存在感实在不强烈。

    一则是倭国本身的势力不足可观，最大的手笔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济的时候，倭国助战百济，结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战被刘仁轨打得大败亏输。也是出于对三韩问题的重视，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战后特意遣使倭国加以训斥。

    二则就是地缘环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还仅止于陆地，更热衷于同大陆上的强权势力争锋对抗，但对海外的邦国势力则乏甚热情，还没有产生什么征服欲。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时期倭国遣唐的使者素质猥下，对大唐的风物礼仪与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鸡同鸭讲，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极，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懒得应付。

    包括开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并没有正式召见，只是责令鸿胪寺负责接洽，至于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经抛在了脑后，起码是不足以对时势产生什么影响。

    但也不得不说，倭人虽有各种劣性，但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历史上几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绩，可是到了开元年间，对大唐的风俗礼仪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现出汉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吕这样出色的遣唐人员，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声誉，同当时的士林人物也缔结了不浅的友谊。

    李潼作此发问，是因为在名单中发现了倭国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请求参加大唐攻灭突厥的战事。

    如果不是因为名单中有出身标注，李潼看到这名字的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恍惚间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忆才想起来开元七年的倭使同样也是这个名字，所以才有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