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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7 若不归坊,家恐不家
官,但对科举的干涉并不多,并不是心里有数、不敢破坏这国之大典,而是看不上科举新选人们那些青瓜蛋子。有这精力,宰相都扶植出几人了。

    武周一朝创设了殿试制度与糊名制度,统统是针对制举和吏部铨选,并没有下沉到科举常科,并不是不想,原因仍是没有必要。科举常科所选拔的新选人,哪怕守选周期最短的进士,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参与铨选,到了铨选过程中,自然会被卡脖子。

    当然,在初唐时期也有士子通过干谒权贵而希望获得举荐,但要么是直接奔着做官去的,要么是希望缩短守选周期。好不容易登门造访,获得求告机会,却仅仅只是希望获得一个选人资格,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诸如贞观名相马周,在获得玄武门功臣常何的引荐后又得到太宗皇帝的欣赏,直接便入朝担任官职了。

    至于开元以后干谒之风大大盛行,原因则就是随着皇权更加的集中,以及整体政治生态的改变,科举之外的选士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挽郎、斋郎虽然仍有选人资格,但却每每辗转下僚、不得升迁。南衙府兵制的崩溃,募兵彍骑代替了品子宿卫。

    这样就使得原本走在其他道路上的选人们纷纷挤到科举中来,权贵们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干涉科举结果以彰显其个人的政治威望。甚至就连权相杨国忠的儿子都投身科举,考得不好又回家求他爸爸帮忙改成绩。

    干谒之风的盛行,其实就是对其他遭到压缩的选士途径的一种补偿机制。这就造成了科举丧失了最初的公正性,选人们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而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选人们更成了地方节度使的人才储备库,而干涉科举也成了节度使们夸威于朝廷的手段之一。

    李潼今年针对科举的改革,主要分为两点。第一是对术科选人们的优待,不只名额大增,而且几乎不设守选。第二就是糊名,让科举的选拔形式更加公平。

    这两项改变给当下政治格局所带来的触动,相对而言还是第一项更大。三项术科统共选募了四百多名新选人,虽然这一数量较之大唐内外官员的上万规模仍然不算多,但这三项术科却是常科,换言之每年都会进行考选。十年之后,便是数千选人。

    这么多选人逐年递增,而朝廷所能授予的官职则是有限的。无论是对守选周期的延长,还是对其他选士途径的名额侵占,都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值得深思。

    对于这一点,李潼也是不失考虑。他也不想为了提拔寒门举人,便让国家政治机构陷入冗员低效的泥沼中,所以对于今年的这种招录模式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恩科。

    因为开元维新,所以朝廷恩开科举,施以普录。至于在接下来的科举中,则就依照实际情况而有所改变。虽然他本质上就是在压榨官员品子蒙荫空间,但话总不能说得太明白。刀子还是要一刀一刀的割,能来软的,不来硬的。

    而且寒门中的人才,说实话也并没有旺盛到逐年都可以如此大规模收割的程度。

    否则李潼大可不必再推广印刷与州县小学,每年都有四五百个可用之才实现阶级跨越、进入统治阶级,在原本官僚系统不出现大规模减员的情况下、正常的新旧更替中,多大的疆域领土也够用了,还不如把这一部分投入直接转投到军事建设里,开辟更加广阔的疆土。

    至于糊名制的普遍实施,本身引起的争议并不大。第一自然是在整套典选系统中,科举的重要性仍然不够高,有铨选挡在前面。而且眼下的科举,本来就是因为公平才在诸选礼中鹤立鸡群,糊名只是将这公平性更加强化。

    李潼本也不是顺当继位的守成之主,旧在西京行台与东都靖国时期也都是杀人如麻的狠货,杀了这么多人,在一个初级的选礼中进行一些并不触及根本的改革,若还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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