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三恪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宾朋的礼法问题，更直接决定着王朝法统性有何而来。

    以周、汉为二王，摒弃当中的魏晋南北朝，这种正统追定并不发源于武则天，早在隋朝就有大儒王通为代表的关东人士在倡导此议。初唐四子的王勃之所以这么倒霉，就在于他也不自量力的加入到这种讨论中来，秉承他爷爷的主张。

    甚至于就连李潼的亡父李贤，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这种争执的一个牺牲品。

    高宗李治对于摆脱关陇门阀进行了诸多尝试，也卓有成效，但在改变二王三恪这一问题上，仍然有所保留，不够坚决。李贤作为其太子，就充当了一定的投石问路的棋子作用。且不说府中员佐配给，单单其所修颇具学术价值的章怀注，就可以说是继学南朝。

    在这一点上，可能李贤探索的太远，做的甚至超乎高宗想象，所以让高宗都隐生忌惮。这或许并不是李贤被废的最主要原因，但起码是有一定因素在其中。

    李潼虽然常说没有接受太多他老子的遗泽，但其入世之后，江南人士对他分外热情，除了时势所致，也有一定的此类渊源在内。

    捋清了这一条线，就明白了朝廷使派介国公西进的险恶用心。对此李潼自然不接招，他之所以来到潼关，也不是为了迎接介国公，只是为了把其人堵在潼关以东。

    你说他是国宾，结果你把他当狗使唤，还让老子行礼，这特么是什么道理！

    真要抬这种硬杠，搞意识形态斗争，老子现在就杀去洛阳、你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