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豆卢钦望拜相一事，朝廷中还未有定论，但政事堂中已经出现了重大的人事调整。

    原鸾台纳言姚璹上表自辞，并荐侍郎杨再思继任宰相并主持鸾台事务。圣皇予以批准，并以姚璹为麟台监。杨再思拜相之后，便即刻举荐郑杲担任洛州长史。

    郑杲就任洛州长史后，接下来便上书陈事，直言朝廷迁民编户存在重大的失误，大量生民虽已在籍、但却都是虚户，根本无田可授，农时错过、已经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入秋之前，河洛之间必会饿殍遍野。

    基于这一点，郑杲提出两条解决的策略，第一是整顿漕运，加大江南漕米的输济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为赈，征集已经编入籍户的丁男参与漕渠运输，确保各边土贡并秋税诸物能够准时运抵神都。

    同时诸州庸工折课入钱，作为朝廷整浚河道、增加漕运量的工事本钱。同时在朝百司捉钱令史兼领工长，组织丁力参与河道输济。

    此议一出，顿时成为朝局之内的焦点，毕竟大势倾轧再怎么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食耗用的实际问题，而朝廷如今财政状况也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甚至一些流外胥员都出现了俸料被克扣剥夺的问题。

    对于洛州长史郑杲所提议的改革方案，圣皇武则天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度，制令百司各荐能士，随堂参议，尽快整合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略出来。

    与此同时，圣皇又制令吏部天官补授相关的人才，选任相关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时进献一份《伊洛水文图籍》，详录河洛周边河流川渠概况，得以脱颖而出，被选授为都水使者。

    这一系列的变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几天，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奠定了一个改革漕运的基础。

    而且李潼在这当中参与度极高，除了最开始几桩高层的人事调整是通过政治交换完成，后续无论是郑杲的进言，还是唐修忠的献书，其实都是作为代王喉舌而发声。

    李潼也并不忌讳掩饰他干政的痕迹，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当务之急，而且从他结束服丧、回到神都开始，便已经跟他奶奶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此前之所以迟迟难行，那是因为要作这样一件牵连广泛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班底。任何内政方面的改革，无论方案多么成熟，一定会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组建起来的事务班底彼此之间还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无论朝廷当下恶劣的财政，还是紧张敏感的气氛，都不足以支撑不成熟的尝试，只会加大朝廷的内耗。

    而且说实话，李潼此前种种陈策，其实也都难免纸上谈兵之嫌，武则天就算对此有认同与看好，真正将要落实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犹豫不定。

    不过，西京飞钱获利惊人，也激发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底气，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这一系列事务调整的可行性。再说有了飞钱方面的财政补充，即便这一轮改革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财托底，不至于让朝事崩溃。

    对于李潼来说，在眼下这样一个时机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证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能不废正常的内政朝事。

    一旦这样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内的势位争夺，而是扎根于利国利民的国计内政之中，安全性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当然也有米粮解运京畿，但却是包含在田租户调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财政度支中也就没有获得该有的正视。

    但事实上，经过六朝开发，江南诸州开发程度已经不低，特别是随着关中天灾人祸不断、旱涝歉收常有，来自江南的田租贡物在整个朝廷财政税收当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