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苏东坡写过：“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北宋的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这首诗，中国的小学生都会背，所以现在中国饭店里的鲈鱼很贵。而鲤鱼在唐朝以前名气很大，到唐朝的时候因为跟皇帝同姓，倒霉了，很长时间严禁捕吃，所以在大诗人笔下出现得少了，而且都不是当做美食来写。李白写过：“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未成龙，归来伴凡鱼。”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开篇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都不算特著名。最好的要数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但又比较晦涩。缺乏脍炙人口的名篇，鲤鱼渐渐就世俗化了，价格不但赶不上鲈鱼，连鳜鱼和武昌鱼都不如，因为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写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国是文化大国，商品的价格往往要由文化含量来决定啊。有趣的是，日本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模拟张志和写了一首《渔歌子》：“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可见，日本也喜欢鲈鱼胜过鲤鱼。我在日本看见河里到处都是肥硕的大鲤鱼，拥挤成一大片，跟北京街头堵车一样，竟然没人捕捞，真是太可惜啦。

    原田问：“我机道我们日本七生鱼片是受唐朝的学习，唐朝以后，中国人还七刺身吗？”

    我说：吃啊。比如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过一部《望江亭》，这个戏现在的京剧还在演。《望江亭》的全名叫《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就是美女切生鱼片的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谭记儿，为了救她的郎君，中秋时节，在望江亭上，用一条“三尺锦鳞”，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观众一般都牵挂她的命运，或者欣赏她的唱腔——京剧这个戏唱得最有名的是张君秋先生，而我还多了一份牵挂，她篮子里的那条金色鲤鱼，多么好吃啊。杂剧的第三折叫《献鲙》，原词唱道：“则这鱼鳞甲鲜滋味别，这鱼不宜那水煮油煎，则是那薄批细切。”听着就馋人。杨衙内还想煎着吃，随从提醒他：“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可见那时候鲜鱼生切着吃，还是一种不俗的品位呢。

    “那近代的狮吼，中国人好像七筷子的少了吧？”小胖子麻尾忽然发问。

    我先给他纠正发音：“时候，不是狮吼。脍炙，不是筷子。”然后说：中国越到近代，就吃脍炙越少，你说的对。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中国的烹饪科学越来越发达，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体系，做菜吃菜的方法成百上千，煎、炒、烹、炸、溜、煮、焖、汆、蒸、扒、炝、煸、煲、煨、熬、涮……而烧烤和生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绝对没有人吃了，而是在整个系统中占的比例小了。二是中国人觉得，烧烤和生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主要依靠“手艺”，而工具和配料的效能发挥不够，产品的文化综合性不强，显示不出文明的水平，谁都能学会。在中国当厨师，是技术和艺术兼备的一种工作，现在还要专门学习和考试的。当然，在日本，做刺身的厨师也是讲究技术水平的，但跟中国的厨师比起来，是远远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日本的刺身师傅技术再好，也达不到傅玄说的“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的境界吧。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写一个善于切脍的高手南孝廉“能作鲙，彀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这种轻盈得能够吹起来的鱼片，叫做“化蝶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