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觉得我们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天堂里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刘二他们给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枪，一搂扳机就嗒嗒嗒喷火，是那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玩具了。

    看看这张41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17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旧中国的工农大众那里，所看不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上的钱和脂肪都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玩具和服装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了。我们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机，现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数码相机，照相馆大都改成婚纱摄影楼或者少女写真楼了。但是，我们再也照不出那样的国庆照了。正如荧屏上的很多八路军一个个油头粉面，荧屏上的红卫兵一个个张牙舞爪，要想恢复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太难了。

    据记者从公安部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获悉，全国有40万人叫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