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