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