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线和惩罚

    罗曼蒂克的条纹（在此基础上突然产生了革命的条纹）标志着条纹和条纹织物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从此，不但织物的条纹既可以是竖条纹也可以是横条纹，而且还可以并且主要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与中世纪不同，穿条纹衣服的人不一定是被社会排斥的人或被天主弃绝的人。

    这一新特性在罗曼蒂克时期结束后遗留下来，经过几十年，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坏条纹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今天的特征就是，以同一表面结构为依据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同时存在。自18世纪末开始，条纹就是或者褒义的，或者贬义的，或者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总之，它从来就不是中性的。本书最后几节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价值体系。为了不打断长长的线索，我们首先回到坏的条纹，这是从封建时期起我们就已熟悉的用于表现反面人物或性格的条纹。

    在我们现代人的想像中，一个穿条纹服装的人可能与各种职业或社会身份有关。但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囚犯的身份，特别是如果是颜色对比强烈的宽条纹时。当然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再有囚犯穿如此滑稽的服装［59］，但我们对这样的服装仍有十分强烈的印象，以至仍把它看成是一种标志甚至范型。连环画—用代码和超级代码表示的图画故事—几乎无一例外地给它所描绘的惯犯、苦役犯和流刑犯穿上条纹长衣或衬衫，这并非没有道理。对讲法语的读者来说，最有名的例子是《幸运的卢克历险记》，在那里面，从1950年起，既可怕又可笑的多尔顿兄弟始终穿着黄色和黑色条纹衬衫。这样一件衣服足以表明他们是逃出监狱或苦役犯监狱的不法之徒。与连环画的代码相类似的广告同样也还在描绘这样的人物，使得与现实不再相符的穿条纹服装的囚犯或苦役犯的范型得以延续。

    然而囚犯和苦役犯所穿的条纹服装的真实历史难以追述［60］。似乎仍然起源于非洲，约1760年在新世界（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的感化院里首次出现了这种服装。总之，不可能是反抗英国王权的殖民地（以及后来的法国革命者）特意将它变成追求自由的起义者的象征性服装的。随后，几十年间，在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甚至土耳其帝国的好些苦役犯监狱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服装。相反，法国的苦役犯监狱从不使用这种服装，它们更愿意给苦役犯穿上红色外套而不是条纹长衣［61］。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意都一样：即如同在中世纪一样，进行区分以便强调穿这样衣服的人是不法之徒，是不容于社会的。

    红的单色和双色的条纹在功能上具有等同性，这一点很有意思，原因不只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时间是明确的：这样的等同不可能发生在中世纪，甚至16世纪，由于穿红色衣服的人太多，因而构不成区别［62］。相反，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它体现了红色与条纹及杂色之间几乎绝对的永恒联系。它们都是“醒目的”、刺眼的，甚至活跃的。法国苦役犯的红色外套常常与赭石色或褐色长裤搭配，有时与绿色无边软帽（给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戴的）搭配，并且外套上的黄色长袖可以用来区分惯犯［63］。所有囚犯从远处就能看到，他们区别于看守人，属于一个群体，在逃离监狱或集中营时容易被发现。条纹和杂色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因此它们是等同的。另外我们在谈到中世纪的服装条纹的指示作用时已经多次发现这种等同性。不过我得承认还没有发现可以将现代苦役犯和流放犯的服装与中世纪社会被放逐者的服装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线索—物质的或制度的。在思想、感觉、想像和表现体系领域存在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实践中，现代的西方是怎样逐渐将条纹服装变成囚犯的专用服装的呢？这还有待作详细的研究［64］。

    我觉得这类现代条纹具有中世纪的条纹所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