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还相距甚远。

    1931年大有可乐之事。现在，福特协会的杂志《持疑》竟仍在仍延残喘，这场笑话本来应该和福特一起下葬的。这个杂志不过是用来颂扬福特派的陈辞滥调，报道那些并不可笑的新闻，刊登福特遗赠给塞耶的那些毫无价值的笔记。它最近对扁桃体切除术和活体解剖的攻击，特别令人反感，而且毫无幽默可言。至于编辑在报导中常常掺一些与福特派理论毫不相干的政治偏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那些被福特协会提升为“科学家们”的人，大多数也很平庸，缺乏创见。举例来说，艾尔弗雷德·德雷森少将是福特派人物中仅次于福特本人的第二号人物。德雷森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曾在英国伍尔威奇的皇家军事学院任教授。他解释地球的冰河时代是由于地球的轴心倾斜所致。“德雷森的假设”在英国，特别是在军界十分盛行。德雷森自己花了许多钱，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小册子，对于正统天文学反对他的见解一事，耿耿于怀。福特协会会员、已故星占学家艾尔弗雷德·贝利1922年出版了《德雷森问题》一书。福特协会目前又在出售这本书，以备万一有人要探讨这位少将的理论之需。

    近几年来，在教育界的上层人物中间出现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得出来的福特派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宗教的正统观念的复活，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对原子弹的不满。它在哈钦斯—艾德勒的名著运动的某些部分里表现得最为敏锐。诚然，这个运动的一切都不是以官方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许多“名著”的教育家们。你就会对于这一事实感到惊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把科学家们整体看作是愚蠢的一群。所谓愚蠢，是和人文学科的教授们，特别是和积极从事“名著”工作的那些教授们比较而言。

    在哈钦斯—艾德勒主编的54卷一套的《西方世界名著》（1952）中所收集的科学“经典”，其时期之远，内容之专，除对于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有参考价值外，对于其他读者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副教授伯纳德·科恩计对这套书写的一篇书评（载于1952年9月20日《星期日评论》）中所说，“这个集子中收集的科学名著，只具有一种考古学方面的价值。不仅象地质学这样的领域被忽略，而且最近两个半世纪的全部重要科学思潮，也几乎没有得到反映”。

    罗伯特·哈钦斯的教育主张，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中的实践极为成功。的确，他们在科学方面大有一番作为。学院的课程表皇皇地显示出，他们要求的数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比任何其他学院都多。而且，甚至还自命不凡地列出了学生使用的全部仪器，象指南针、两脚规和尺这样一些用具也列上了。但是，由于把重点放在了过去的科学史方面，因而剩下来用于坚实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时间也就无多了。

    英国化学家安东尼·斯坦登（现为美国公民）1950年写了《科学是一头神牛》这本书，大肆抨击“唯科学主义”。斯坦登曾于1942年至1946年在圣约翰学院任教。根据《天主教世界》（1950年2月）的说法，斯坦登的这段教学经历，“最后终于使他皈依教会”。

    斯坦登认为，现代的科学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过于自信、骄傲自大、自命不凡，并不象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高明。人们相信，象莫蒂默·艾德勒和罗伯特·哈钦斯这样一些燃烧着崇高热情的教育家们，是谦虚的，不摆架子的。约翰·杜威由于提出文明的未来全靠科学观的普及，因而受到人们的责骂。希莱尔·贝洛克③不是就对我们说过，科学越普及，世界越糟糕吗？（本书在第十一章中对贝洛克的科学知识略作介绍。）

    斯坦登对于亚里士多德也作了类似的鼓吹。这位希腊哲学家所以正确，是因为他说重物体下落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