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势，自称成都王。匈奴贵族刘渊本来被成都王司马颖荐为冠军将军，也趁乱率五部杂胡起事，建国号曰“汉”，自称汉王。这拨儿高度汉化的匈奴哥们儿果真是“人面兽心”，西晋最后两个皇帝怀帝和憨帝都为他们所俘虏，接连让晋帝上演“青衣侑酒”的历史悲剧，成为历代汉族臣子心中永拂不去的伤痛。

    惠帝入返洛阳后，张方拥兵专治朝政，成都王司马颖丧失前权，形同软禁。

    张方所部士兵大多从长安来，一直把京城当作块大肥肉，在洛阳剽掠搜刮，都吵嚷着要“奉帝迁都长安”。他们以请惠帝出郊拜谒陵庙为由，想把惠帝和群臣骗出城。惠帝不愿再颠簸，不答应出城。张方于是率大批军士披甲执兵入殿，搜出躲在后园竹林里的惠帝，逼使上车，“帝垂泣从之”。于是张方军士在后宫大肆奸污宫女，抢劫珍宝，“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障，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张方还想一把火把宫室和宗庙烧毁以绝人望，卢志劝他：“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张方这才作罢。

    张方挟持惠帝、成都王司马颖以及惠帝另一个弟弟豫章王司马炽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就暂时成为西晋王朝真正的主人。他让惠帝下诏废掉司马颖的皇太弟身份，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时存者唯颖、炽及吴王晏”。

    惠帝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喘定之后，又以张方和河间王司马颙“劫颙车驾”为罪名，发檄天下讨伐河间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旧部也纷纷在河北起兵。见山东、河北等地兵起，河间王“甚惧”，就又封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现在又被自己软禁的司马颖为镇军大将军，派卢志和千余兵拥他一起返归河北招抚。

    成都王司马颖此时兵马衰弱疲极，早已丧尽昔日手下数十万熊虎大军的威风。

    东海王司马越东山再起之势勃然，一路进兵顺利，军近洛阳。眼见一天不如一天，河间王司马颙想与司马越言和。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公元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司马颙本人也跑进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食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祁弘抢到惠帝后，又拥着皇帝还洛阳。河间王又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公元306年7月，惠帝又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虓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