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骤，这一文艺作品创作成功的模式，堪称世界奇迹，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文艺创作一盘棋的成功范例。

    然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正如周恩来所言，是结合了在1961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首演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排演《东方红》这样的大歌舞，其难度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的压力。当时，文艺战线与全国各条战线一样，依然处在调整的主线和阶级斗争的副线相互交织之中。早在1963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就曾在一份《文艺情况汇报》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在中宣部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未定稿上又作以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8月15日，文化部党组织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评，整理出《检查工作简报》，周恩来在过目之后，除了也在文件上作以批示之外，对自己亲自主抓的《东方红》一事，更加慎重，同时，也坚定了排演成功的决心。在排练现场，他坚决不同意有表现“南昌起义”的演出场面，而是要求一定要重点地突出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秋收起义”，但对于此处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性，最后方才勉强同意解说的朗诵词上加上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后面伴随着述说“秋收起义”的朗诵，拉开了表现该剧情的舞蹈场景。

    长期对文艺进行基层调查、并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文艺界尽管出现一些需要整改的问题，但并没有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严重，更没有都已经“烂掉”，本着“宁可少些好些”的原则，所以，他力图以《东方红》的如期推出和演出成功，用事实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同时，周恩来也时刻提防特殊人物江青的无理纠缠和多方干扰，把江青曾打入“另册”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和文艺界知名演员，重新公开地请到舞台上来;对于演出的整体质量，他再三强调交代“总指挥部”，要从部队文工团、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民族歌舞团等文艺团体抽调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要谱写出最好的曲调，用最好的演员来演唱或朗诵;此外，在歌曲挑选上，周恩来同意启用一些早已经在民间流传、在大众中传唱的一些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曲目，针对江青否定的由贺绿汀作词谱曲的《游击队之歌》和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尽管创作者当时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而“靠边站”，但是，由他们在那个非凡年代里充满革命激情所创作、且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引起强烈共鸣的时代最强音，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既有强烈的时代感，也是政治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艺精品。故此，面对江青的淫威，周恩来把手一挥，果断而坚定地说:“这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几经反复的回合，《东方红》在排除江青的种种刁难和许多并非艺术本身所带来的难题，终于按照周恩来用心良苦的总体构思、全程策划和具体指导，“要迎着困难上，不要怕一波三折”，正像篇名所言，《东方红》一剧，犹如东方红日，黎明晨曦中，终于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