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与程砚秋合作的，是天蟾舞台经理王准臣。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能说程、梅此次在上海打对台，完全是无意间遭遇的。虽然程砚秋没有刻意为之，他也不可能事先安排，因为他不一定知道天蟾舞台正好也在此时邀请他赴沪。但是，在他的心内深处，并非没有此念头。因为他心中有怨又有气，这怨气，不是针对梅兰芳个人，而是捧梅的那股势力。

    上半年，程砚秋应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之邀赴沪演出。之前已经说好，去时的路费由基金会负担，返回的路费由演出地中国大戏院负担。两位旦行名角儿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不知是因为他看低程艳秋，还是故意挑拨梅、程关系，执意要求梅兰芳演出时，票价为两元；程砚秋演出时，票价必须低于梅兰芳，为1.8元。

    这个要求让程砚秋很恼火。他不是斤斤计较于区区0.2元的差异，而是不满于差别待遇。在他看来，人都是平等的，不能人为地分成三六九几个等级。况且，演出票价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能由所谓的官员硬性指定。如果市场决定梅兰芳的票价是两元，而他程砚秋的票价只能是1.8元，他无话可说。最重要的，此次演出并非各自演出营业戏，票价可以有高有低。他们都是由基金会邀请来演出的，理应是平等的。

    程砚秋的刚直性格决定他对此要求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坚持非两元票价不唱。中国大戏院一方面不愿意得罪吴开先，一方面也不愿意惹恼程砚秋，便提议程砚秋去找杜月笙，实际上是让他去拜杜月笙，让杜出面摆平此事。程砚秋很干脆地表示：“不去！”僵持了很久，程砚秋终于为自己争得了与梅兰芳相同的两元票价，但是，中国大戏院又以此为由，拒绝为他支付返回的路费。程砚秋谁也不拜、不求，写信给夫人。在收到夫人电汇过来的路费后，他这才回了北平。

    这件事在程砚秋的心里留下了疙瘩。0.2元的票价差异，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外人眼里，层次上是低于梅兰芳的，这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于是，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也在等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

    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对台，程砚秋是在天蟾舞台，梅兰芳是在中国大戏院。这两家戏院的幕后老板都是吴性栽。作为商人，他当然是极乐意看到师徒对台这样的情景的，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极旺的人气和丰厚的利润；对于程迷和梅迷们来说，他们也希望他俩对台，因为他们彼此一直都在较劲，都想利用这样的机会一决高低；媒体一向唯恐天下不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更加血脉贲张，激动万分了，准备好好渲染一番。于是，一场师徒对台戏，在众人的期待中，在程砚秋的复杂心理驱动下，正式开战。

    与1936年的那一次对台相比，此次，为梅兰芳担心的人明显多了不少。原因是，相对来说，程砚秋此次的演出似乎要强于梅兰芳的，除了谭富英、叶盛兰，程砚秋的班底还有花脸袁世海；旦角芙蓉草；武旦阎世善；丑角刘斌昆、曹二庚、李四广、盖三省、梁次珊、慈少泉等；老生王少楼、张春彦；小生储金鹏等。这样强大的阵容据说只有在堂会或义务戏中才得一见。

    其次，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说，梅兰芳此时已届50，而程砚秋刚满40，正值盛年，体力上自然更胜一筹。然而，此时的程砚秋也存在致命的短处，他因脱离舞台数年，胖了很多。台湾青衣演员顾正秋在其回忆录《舞台回顾》中，提到这次梅、程对台时，这样写道：那时，“程已经是大胖特胖了，以身材论，可以说已不够旦角条件。”但是，她又说，“他的水袖好，腿的功夫，身段的运用完全遮去了粗笨的样子。”

    从演出剧目上来说，梅兰芳抗战期间只有《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新戏，而程砚秋的新戏有《荒山泪》、《春闺梦》、《亡蜀鉴》、《锁麟囊》、《女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