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豹能逮住瞪羚；长跑比赛中，猎豹则不是瞪羚的对手了。生存的诀窍在于：避免成为他人的盘中餐，以争取足够的时间繁殖后代；或者通过频繁繁殖来确保后代中的一些总能够存活下来。鉴于此，狮子等食肉动物能够捕获的总是些老弱病残。早期的人类也是那么做的；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土狼一样，做着些更为简单的事情：打扫更熟练的猎手吃剩下来的腐肉。

    但是，当有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现代人不断发育的大脑想出来一些发明创造，挑战着食草动物的防御策略：比如说，紧密的动物群实际上增加了投掷手斧命中目标的概率。事实上，许多在奥罗格塞里遗址中发现的物种现已灭绝，包括有角的长颈鹿、大狒狒、长牙向下弯曲的大象，还有一种河马，它们的体形比起今天的河马来显得更为壮硕。然而，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人类把它们赶上了灭绝的道路。

    这毕竟是更新世的中期。这个时期中，冰川期和间冰期交替出现了17次，全球气温忽上忽下，没有结冰的大地要么水深，要么火热。地壳在冰川重量的不断变化下时而收缩，时而松弛。东非大裂谷变宽，火山爆发，其中有座火山周期性的爆发将奥罗格塞里掩埋于灰烬之中。从事奥罗格塞里地层研究两年之后，史密森学会的考古学家里克·保茨发现：有些典型的植物和动物在气候和地质的剧变中坚强地存活下来。

    我们人类便是其中的一种。图尔卡纳湖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边境上的一个裂谷湖泊。里克·保茨记录下大量祖先的遗骸，他意识到，每当气候和环境条件变得反复无常的时候，早期现代人的数量都会增加，最终取代了更早的原始人类。适应能力决定了谁最适合生存，一种生物的灭绝往往伴随另一种生物的进化。在非洲，大型动物和我们一样，幸运地进化出了各自更能适应环境的物种。

    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幸事，因为要想勾勒出我们之前的世界——这是我们了解世界在我们离开后会如何变化的一个基础——非洲是我们最完整的、活生生的基因库，其中还包括某些物种的整个家族和捕获至其它地方的动物。有些动物确实是从其它地区迁徙而来的：在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当北美人站在旅游吉普车敞开的遮阳篷顶中游览，巨大的斑马群让他们眼花缭乱，他们所看到的正是从亚洲和格陵兰－欧洲大陆桥迁居而来的美洲斑马的后代，不过现在，它们在自己的大陆上已经再也看不到了。（直到大灭绝之后12500年，哥伦布才再次引进马属动物；在此之前，美洲大陆上繁衍生息的马或许是长着条纹的。）

    如果非洲的动物通过进化学会了如何避开人类掠食者，这种平衡怎会因为人类的消失而遭到破坏呢？在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中，会不会有些大型动物已经十分适应于人类的存在，导致有些潜在的依赖或共生现象会随着人类的离去而消失呢？

    肯尼亚中部又高又冷的阿布岱尔沼泽让人类定居者望而却步，虽说人们肯定长途跋涉来过这里。这里是四条河流的发源地，分别朝着四个方向、沿着玄武岩悬崖和纵深的沟壑，给下面的非洲大地提供灌溉。古拉瀑布在将近一千英尺的山脉中蜿蜒，渐渐隐没于迷雾和树一般高大的蕨类植物中。

    在这片大型动物的土地上，这里算得上是个大型植物群落的高山沼泽。除了些蔷薇木比较矮小，其余都高于林木线，两座13000英尺的山峰在赤道南面形成了裂谷的东墙，而植被则覆盖了两峰之间的山凹。这里没有树木，但巨大的石南属植物长到了六十英尺高，坠下了苔藓做成的帘幕。山梗莱织成的地被长成了八十英尺高的圆柱，即使是千里光（通常情况下不过是野草而已）也高达三十英尺高，顶端长出了卷心芽，生长在密密的草丛中。

    爬出裂谷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最终成为肯尼亚高地的基库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