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制，圆形，用整块木头刻成，所以不易折断，穿上能稳步健行。老圃先生曾问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认真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闰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乘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的小学生看样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