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相对低调的施政。作为施政者，你提出来的目标都应该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兑现可检验的。所以正常情况下，施政者的目标应该集中在民生问题上，因为民生目标是最少争议、最可以通过实践达到的。

    而其政察察，则摆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态，摆出一副历史从今天开始的姿态，必然会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使执政施政过度地意识形态化、理想化、高调化、泛漫化、无边化。其结果只能造成过高的预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释为刁钻狡猾——这也是执政者教的。或者将缺缺解释为牢骚满腹，其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恶劣风气。

    我去过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那里也有严重的贪腐问题，但百姓的反应并不十分强烈，原因是他们的其政闷闷，绝不察察。他们执政的调子本来就不高，社会期待的标准也不高。

    人当然有私心，这是他们的逻辑。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它从一个侧面给人一个启发：执政者的号召政策调门过高，如动辄要求大家牺牲自身利益，舍己为人，其结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调行事，却以你的高调来衡量你自身，反过来对你的表现严苛评判，认为你压根就没有做到那个超级高标准，只能使你诚信扫地。

    窃以为，还不妨将闷闷与难得糊涂的说法相联系。我们讲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于有精明也有糊涂，有管严管住的，也有其实管也管不了，不如适当放手的。

    现代政治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执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规性。我不知其详。但我想，对于一个科学家、艺术家、明星来说，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过于天才型了，过于个性化、与众不同，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创意汹涌而来了，也许并不总是对于治国平天下有好处。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闷闷，也许比其政惊雷闪电、其政鲲鹏龙虎更好。

    从闷闷产生淳淳，察察产生缺缺，老子把论述引向哲学层面，提出了关于祸福转化的思想。

    有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后，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祸兮??福兮??”的话来消除丧气，增加信心。

    在我们的经典文化与民间中，表达类似内容的说法还有很多，如“满招损，谦受益”、“吃一堑，长一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多难兴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都是中国的先人在复杂诡谲的世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它教给我们，看事物至少看两面，正面与负面，前面与背面，效果收益与损失危险。任何事物都不是只有一种解释、一种后果、一个方向的。

    老子在这里是紧接着闷闷与察察的辨析而谈祸福的转化的。原因是闷闷看似不佳，却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强悍，无敌于天下，却会使民缺缺。为政行事，切不可只看只想一面的理，而忘了另一面另一类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样，越是不会弈棋的人越是只想着自己怎么走怎么出招怎么妙极，从不考虑对方会有什么回应棋局会不会逆转。

    正化为奇、奇化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为是正统，称孙中山等为乱党，后来民国成了正统，袁世凯、张勋等才是妖孽。蒋介石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为“匪”，而我们也曾称蒋为匪帮。斯大林曾称南斯拉夫铁托为叛徒、机会主义，我们后来又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后来又一阵风吹了，后来苏联垮台了??

    再举个轻松些的例子，当我观看实力相仿的两个球队比赛时，一会儿你觉得优势在这边，一分钟后你又觉得优势是在那边，谁胜谁负，谁正谁奇，这里有什么规律吗？是偶然的吗？有规律你为什么闹不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