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西的这一路上风波迭起，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深信不疑，满以为回家的旅途应该平安顺利，事事如意，可谁料到：半夜12点半，我一路好梦做到了圣保罗，这一趟飞机是直飞的，既无一路停三次的痛苦，更无“空中大翻飞”的惊险，可当我懒洋洋地抬起手腕看时间时，脑海中顿时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的下一趟班机1：10起飞、也就是说我只有40分钟的时间拿行李、转航班、换登机卡、过海关。万一行李又“千呼万唤不出来”，万一海关旅客拥挤，万一……一旦误了这班机，接下来的航班都要跟我“Byebye”了。一想到这儿我忽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像离了弦的箭一样“嘈”地冲出了机舱。还好这回行李没和我犯难，乖乖地在传送带上等着我认领。拉着大箱子的我满大厅地转悠，寻找大韩航空公司的专柜。三更半夜的国际航班大厅也昏昏欲睡，很多专柜都已大门紧闭，看到蓝色的Korea  Airline（大韩航空）的标志，我加快步伐跑了过去。一盆冷水当头浇来——它给我吃了个“闭门羹”。“这是什么破航空公司，打算把我给扔了吗？”我恨得咬牙切齿。隐约看到屋里的灯光，我便肆无忌惮地扯开嗓门大喊：“I am a passenger，open  the door please！”（我是乘客，快开门），几分钟后，一位睡眼惺松的韩国男士从门里探出了脑袋。我向他挥了挥手中的机票，他做手势让我从后门走，于是我又拖着大行李箱绕过半个大厅从后门进了他的办公室。“专柜11点半就关门了，你怎么才来？”他一边帮助我换登机卡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所有的行李已经装上飞机了，你的就自己带着吧。…‘什么？？？”我不可思议地瞪圆了眼睛望着他，用手拍了拍地上那个巨大的行李箱：“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个箱子带到汉城？”“不，”他温文尔雅地微笑着：“是香港。”看我还想争辩什么，他不紧不慢地指了指墙上的钟：“小姐，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关舱门了，你……”没等他说完，我已背着大包拖着行李箱，“飞”出办公室，以“生死时速”冲到了海关，在巴西学会的唯一的一句葡萄牙语帮了我大忙，我从一群人身边挤过，重复着“谢谢”，挤到了海关大叔面前。他把我的护照前前后后翻了一遍，终于盖上了大印，我连奔带跑跳上飞机，两分钟后机舱的大门“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我气喘吁吁——我差点就和它失之交臂了！漂亮的空中小姐礼貌的朝我微微鞠一躬，我当她是对我的长跑速度深表钦佩，她却指了指我的行李箱：“对不起，您的行李应该托运。”我也彬彬有礼地朝她点点头：“对不起我的行李迟到了无法托运。”小姐倒也通情达理，只是行李架实在放不下我那巨大的箱子，放在走道上又挡了别人的路。正好我前面有个空位，小姐便帮我把箱子暂时放了上去。我的箱老兄实在因祸得福——免费捞了个专座。

    洛杉矶的机场里，我邂逅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台湾老人。十几天没说中文的我总算逮着了个“过把瘾”的机会，海阔天空地跟他神侃起来。老人说：“对待台湾，大陆应该宽容一点嘛，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孩子愿意回来最好，不愿意就随他去。”我微笑着望着老人：“您一定也是作父亲的，为父的心情应该有体会吧！我离家不过十几天，爸爸妈妈就惦记得很。中国有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扰’，孩子不在父母身边，父母总是放心不下的。”老人很快便领悟了我话中的意思，他深思了一会儿，认真地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有机会还是应该回去看看，至少也应多多联系。”临分别时，他掏出纸笔，给我留下了他在台湾的地址和电话：“有机会，到台湾来玩。”“会的，我一定会的。”我紧紧握着手中的纸，充满信心地对他说：“不用多久我一定会去。”

    “你有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