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席找到我并郑重地通知：与会代表一致推选我做大会开幕式与闭幕式的主持人，同时兼任亚洲地区特别代表和报告发言人——我挺开心的，那场“有惊无险”的考试的成绩单已放在了我的面前。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忙得像陀螺：大会开完了，开特别代表会，特别代表会结束，亚洲地区会议又“开张”。为了将10名亚洲代表的意见集中扼要地反映到论坛上，我晚上常常要顶着瞌睡虫的侵袭奋战到11点多——朋友们都当我到巴西旅游，天知道我比上学还累。

    在一次大会上，当我做完有关亚洲地区青少年工作成就的介绍后，照例是自由提问与答辩时间。这时，会场上响起一个极不友好的刺耳声音：“我听说你们中国孤儿院里不是有残杀孩子、虐待孤儿的吗？”接着他又开始向与会者解释他所听说的内容。我当时的感觉是义愤填膺，我毫无淑女风度地冲到他面前，不客气的抢过话筒，打断了他的话：“先生，我想请问您是从哪里听说这一切的，是中国孤儿的口中还是西方媒体的宣传？先生，我再请问你去过中国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没有发言权。我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我想在座的恐怕没有谁比我更有发言权了。”我从背包里翻出随身带着的一叠照片，其中有几张便是我在初三时和同学们去儿童福利院帮助孤儿们时照的。“每一位拥有眼睛的人都可以从照片中看到这位先生问题的答案。”那位“慷慨激昂”的先生由吃惊到沉默，一脸的尴尬，口中不停重复着“I am sorry。”

    一位德国记者向我提了一个有关性教育的问题：“众所周知，亚洲地区的性教育比起我们西方国家要落后得多。我听说中国的性教育更为闭塞，不知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是的，我们不讳言中国中学生性教育的缺乏。但我倒想提醒这位先生，正是一些西方国家盲目过度的性教育性引导引导造成了不堪的后果，才使人们望而生畏，使对青少年的性保护成了性‘保守’。再说，这也正逐步变成历史，性教育在亚洲地区当然也包括在中国已经引起关注——我所在的南京市就专门为中学生开辟了‘智慧果’性咨询热线。不信，你现在就可以拨个国际长途试试。它的号码就是：008625——4725504， 如果你听不懂汉语，我可以充当你的翻译。”台下掌声如雷，我的亚洲朋友们开心地朝我挥着手，我步履轻松地走下讲坛，心里特别畅快。

    会后，这位德国著名的《Stern》杂志的记者又找到我，好奇地问：“你的表现很出色，你是不是你们中国孩子中最突出的一个？”“不”，我微笑着摇了摇了头：“我不是中国孩子的Leader（领袖），而是一名representative（代表），我所做的每个中国孩子在这儿都能做到。”而后我又反问他：“你们西方记者是不是都很喜欢用‘听说’这个词？我在《南京中学生报》做记者，虽然只是一名学生记者，但有一点却很清楚，真实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是用你的眼睛你的头脑从现实中得来的。”德国记者很认真地点点头，以后的几天会议里，我发现他再也没使用过这个词。

    “代表中国”！现在我再回想起老师曾说过的话，便格外有感触了。我不认为我的言行有什么特别出色之处——那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表现——因为民族的尊严是受不得丝毫磕碰的。

    因为经常被人误以为是日本人，我无论去哪里都喜欢戴着印有“China Li Na”的工作牌，并用红色水彩笔把“China”重新描了遍。于是参加会议的朋友们都叫我“Miss China”——中国小姐。这是我最自豪的名字。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

    在会议的六天中，我和我的国际朋友们一同生活、工作，俨然“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国籍、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