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同情心便及时地泛滥了。上前一打听才知道，她是日本人，去圣保罗探望父母，可不小心把登机卡给弄丢了，不知该怎么转机。她夹着哭腔的英文说得结结巴巴，我的“侠义心肠”便开始膨胀了。我们在洛杉矶只有一个小时的停留时间，领着她连奔带跑地冲下飞机，找到了换登机卡处。一位美国小姐义正辞严地拒绝：“没有登机卡，无法换飞机。”我说你不可以不讲理，她买了飞机票，她花了钱就可坐飞机，否则就得你把她送回日本去。小姐问你是她什么人干嘛多管闲事。我很生气地一字一句他说：“我不是她什么人，我是中国人，这叫助人为乐，中国人懂，但你不懂。”“你是中国人？！”美国小姐的嘴里忽然蹦出－－句流利的中文，着实吓了我一跳。她转身回办公室，和一群美国人叽哩咕嘟了一阵，出来时手中多了一张卡片。“行了，去那边换转机牌”。她还是在说中文。我瞪着她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嘴巴成了“O”形。“我妈妈是中国人。”呵，真是天涯何处无国人？日本女孩不停“thank you”，我的脑瓜里突然冒出一个听起来挺老土的词“国际主义”，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这词挺可爱的。

    候机室里，所有人都静静坐着等待，只有我一个人在窄窄的走道旁若无人地做着在学校刚学的第八套广播体操——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再坐下去恐怕要患上“坐骨神经痛”。旁边的两个东方人正在用英语交谈。一问才知道男的是韩国人，而女的来自台北。台湾姑娘指着我和那个日本女孩说：“真巧啊，小小的角落里有来自四个东方国家的人。”我微笑着摇摇头：“你数错了吧，只有三个国家。”她望了我一眼，静静坐着，一句也没说。“一、二、三、四……”我喊着节拍，继续做着跳跃运动。

    飞机从洛杉矶起飞了。邻座的那个长着一搓小胡子的“日本男人”从包里翻出一本杂志。一张巩俐的大头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凑上去一看，居然是一个个中文方块字，亲切极了。“’s  your  nationality？”我疑惑地用英文问道。“Chinese”。他怕我不明白又强调说：“From  mainland。（从大陆来）”我换成中文跟他说“你好”，他瞪圆了眼珠望着我：“你居然也是中国人，我还当你是日本人呢！”天哪，我们一同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不时还用英语交流一下对机上垃圾食品的愤恨之情，若不是一本中文杂志，我们还当对方是“老外”呢！天涯何处无国人，怎奈相逢不相识！

    圣保罗：“天哪，没有人懂英语”amp;#8226;警察局里寻求庇护-在医院做五小时“高干”amp;#8226;-差一点“香销玉殒”

    终于到达了巴西的圣保罗。长时间的飞行使我头晕脑胀，背着旅行包提着行李箱，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感觉如云中漫步、我的下一个航班被推迟了两个小时，于是我决定给此行目的地——萨尔瓦多市的联络人打个电话。我找到一位机场咨询处的小姐，花了十分钟向她说明了我的身份，解释了我此行的目的和遇到的麻烦并请她让我使用一下电话。小姐带着和蔼的微笑，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听完我所有倾诉，并不时善解人意地点点头，当我“扑”向电话准备拨号码的时候，她却一下按住了电话对我摇头，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英文：“Sorry I…dont…speak Englis speak English。”天哪，来之前是谁告诉我巴西人大都会说英语的？——我一边悔恨着自己准备疏忽，一边诅咒着自己倒霉的运气。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我这一生听过的最富有磁性的声音：“小姐，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流利的英文让我惊喜地转身，一位年轻帅气的巴西先生正含笑望着我。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我差点没激动得潜然泪下。巴西先生带我找到了磁卡电话，按我给的号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