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克林顿，原香港总督彭定康以及一大批的影视明星、著名作家、制片人都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代广告业的大师级传奇人物、奥美广告公司的创始人大卫.奥格威也曾是牛津的学子（但他不好好学习，最终被除名）。同样的悠久历史，同样的杰出地位，造就了同样心高气傲的牛津和剑桥人。据说，牛津人相信是他们统治着世界，而剑桥人会撇撇嘴：我们根本不在乎是谁在统治世界！牛津和剑桥都喜欢称对方为“另一个地方”(ther place),好像这是最大的贬低似的。前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是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1994年剑桥大学也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的头衔。对于他曾接受牛津的名誉称号一事，剑桥大学的人用一句话轻描淡写：“不要紧，一生中总要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牛津和剑桥人都不乐意承认它们的共性大于差异，于是就一直精心维护着一些最基本的差别。比如，牛津将百科全书写成带字母a的encyclopaedia，剑桥则将它拼写城不带a的encyclopedia。在牛津，学生称导师为tutorial,剑桥则称其为supervisor。牛津的内院叫做方庭(quad)，剑桥叫做大院(court)，前者称学生活动室为公用室(common room)，后者则把它叫做混合室(combination room)。在牛津，第二学期被称为erm，在剑桥却被称为Lent term。也难怪1923年罗伯特.格雷夫斯从牛津前往造访剑桥时会感慨：“每件事都非常相像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对了，牛津和剑桥都有一座女王学院，但你不会将牛津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和剑桥的女王学院(Queens’College)弄混，名称中撇号位置的区别可是有讲究的：有两位女王参加过剑桥的建院仪式，可去牛津参加建院仪式的女王却只有一位。即使是两所学院的名字完全相同，来历也是大不相同的：牛津的圣约翰学院(St. Jo. John’s College)则是得名于福音书上的那个约翰。

    刚到剑桥不久，我去当地一家很大的学术书店，想要买一本《牛津经济学字典》，没想到店员一听到“Oxford”这个词儿，就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们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怎么可能卖牛津的书？”他那傲慢的神情弄得我挺尴尬。后来，就听到很多剑桥的学生说：“Oxford is older, but Cambridge is better.”（牛津要老一些，但是剑桥要好一些）。没错，在近几年英国综合性大学的排行榜上牛津的位置一直排在剑桥之后，这多少让牛津人有些愤愤不平，于是就拿两校校徽上的区别做起文章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校徽上都有一本书，只是剑桥的那本书是合上的，而牛津的那本是打开的。牛津人嘲笑剑桥人不用功读书，只拿书本装点门面，没想到剑桥人毫不犹豫地回击：“哪儿啊，是你们读书太慢，我们都学完了，你们还在学。”还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个牛津的学生和一个剑桥的学生同上厕所，如厕完毕，剑桥的学生不洗手就走了出来。牛津的学生十分不屑：“难道剑桥的老师没教你们上完厕所后要洗手吗？”剑桥的那个学生故作诧异状：“难道牛津的老师没教你们上厕所时不可以把手弄脏的吗？”这些典故笑话我都是打剑桥听来的，自然是对牛津大大的嘲弄，想必牛津也一定流传着类似的逸事，不过被嘲弄的是剑桥罢了。

    作为英格兰民族知识界的双头马车，牛津剑桥之间的互不服气也算历史久远了。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两个分别跻身于这两大名校的好友突发奇想，既然牛剑在学术教育上互不服输，不如举行一次划船对抗赛来较量一番。原来这两所大学都位于河畔，分别依傍着康河和查韦尔河，而撑船运动在两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