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实在不通之至，然而它说的却是事实。

    稍知文艺理论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的观点。我一向相信这个论断，也经常在课堂里加以宣传，却不料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不是文学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况来创作，而是要生活按照编造好的剧本来演示，而这个剧本，却又是拙劣的仿制品。

    张春桥碍于毛泽东对于“炮打”事件所作的“无事”的指示，在第二次炮打之后，一时不好发作，但凭他的强烈报复心，此事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红革会的账一定要算”，是他们内部的共识。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他揪出来大打特打的，却不是“红革会”，而是“胡守钧小集团”。这事看来有点奇怪，其实却反映出张春桥们的工于心计。盖因“红革会”被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点名之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炮打张春桥的代表，如果将他们作为反革命集团大整起来，不但外界多所议论，而且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交代，而实际上，“炮打”的罪魁祸首却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战斗组，这一点，上海之外的人不大晓得，毛泽东也未必知道，所以选择“胡守钧小集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最为相宜。何况，“红革会”人多势众，打击面过大也不很策略，而胡守钧这一派人数最少，对他们动手，也符合“打击一小撮”的要求。

    但是，以炮打张春桥的问题来治人反革命罪，不但太明显，而且也难以定案，必须另找名目才行。当时最严重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还有篡党夺权之类，但胡守钧们又没有此类罪行，于是只好胡编乱造一些剧情，大小事情都往这方面挂靠，迫使被整者承认，要他们在生活中演出剧本中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剧本不是原创的，而是模仿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的语调和场面，只不过把其中的人名更换一下而已，这就显得格外滑稽。如果要说有什么创造的话，只不过是移植了别的剧本的情节和人物而已。例如，我这个“刁德一式的黑谋士”的角色，就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搬过来的，但同时又要我兼任“长胡子的角色”，则是根据张春桥要抓“黑后台”的要求而附加的，至于这两个角色并在一起，是否合乎性格逻辑，则在所不计也。所以这模仿实在过于拙劣。

    但我们却只好按照他们模仿、拼凑出来的剧本来演戏，不是在戏剧舞台上演戏，而是在政治生活中演戏。当我发现自己被迫按照派定的角色在演生活之戏时，很有些愤慨，但事后略一涉猎中国文网史，却发现此类故事有着相当的普遍性。我本想对这个案件作一全景式的描写，以为或能有助于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看一个冤案是怎样罗织成的，但当时的众多演员都已星散，有许多已经出国定居，无法寻访了，于是只好以个人的经历为线索，写一点自己的感受。

    淘金者眼中的火鸡

    1970年，春节刚过，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复旦园。“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要在复旦大学搞试点，抓典型，然后推向全市。于是复旦再次成为上海政治运动的中心，成为市民们目光凝注的焦点；复旦师生员工们的压力也特别大。节日的余温立刻一扫而光，拜年时留下的笑容陡然冻结在面孔上，瞬间又化为惊惶的表情。

    何谓“一打三反”？当时就有点模糊，至今我仍讲不出它的全称。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场运动的实质和打击方向是很清楚的，当时掌握复旦生杀大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扣发曾以明确的语言宣布：这场运动是要打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在大会上得意洋洋地炫耀道：“我手头至少掌握了一打以上的反革命集团情况，零星的反革命分子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