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同时，徐景贤、郭仁杰也在拉线广播里听到登辉堂的会议实况了。他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也在设法向张春桥通风报信。恰巧，这天晚上看守隔离室的红卫兵正好是哲学系的学生，郭仁杰凭他担任过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的关系，说服这位学生，让徐景贤出去打电话，哲学系学生相信这位前领导，给了他们一个方便。徐景贤借助一部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直接向张春桥本人作了报告。张春桥叫他仍旧回到隔离室等待变化，其实也是借以迷惑红革会。

    这样，不等红卫兵到人民广场集会，在1月30日一大早，工总司的宣传车就到复旦广播“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了。这个特急电报的内容是：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7年1月29日

    “一?二九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广播之后，复旦园里一片肃杀之气，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战役失败了。

    但是，组织“炮打”的红卫兵头头们并不服气，他们首先就怀疑这份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因为自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来，还没有发过这样的特急电报，而且电报又是通过张春桥在沪办事机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转达，所以他们怀疑是张春桥自身搞的鬼。于是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的头头们：赵基会、劳元一、安文江、胡守钧、金应忠等，一起到北京打探消息，并准备告状。他们因怕上海北火车站被封锁，先行潜出上海，再在一个小站上火车。

    到达北京后，他们先到北大找聂元梓。但这位前不久到上海揪斗曹荻秋（说他出卖北大社教运动）时，还得到上海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们热情接待和大力援助的“老佛爷”，却避而不见了。她毕竟是政工干部出身，很有政治经验。上海的头头们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