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