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