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贯彻抓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项内容，故称“四清”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决定要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后来又规定，无论农村和城市，通称为“四清运动”。有些工厂、街道已经动起来了，文教系统则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还从复旦抽调了一些干部去参加工作组。上面的意思，本来是准备在北大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开的，复旦唯恐落后，也唯恐将来处于被动，就预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两个小试点，审查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排摸情况，以便工作组来时有所应对。后来之所以没有搞下去，是由于还来不及将“四清”运动全面推开，更加激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至于农村，则从1963年开始，就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复旦师生，也分期分批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就我们中文系而言，一共参加了三期运动：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宝山县顾村、刘行等几个公社，为期50天；两期大“四清”，第一期从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贤县胡桥、盛桥等几个公社，为期约7个月，第二期从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期将近一年，在宝山县罗店、罗泾等几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参加“四清”工作队，本身还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也公开表示出领导上对我的歧视。

    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学师生下乡劳动虽然已是家常便饭，但除干部下放劳动的时间较长之外，一般参加三夏、三秋劳动，都是两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三周，而且，下放干部限于教职员工，学生是不算在内的，现在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要长期下乡，思想问题当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觉得下乡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业，许多人都有些顾虑。这一点，领导上很明确地回答道：“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虽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否则，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

    大概因为有这种思想动态的缘故，所以下乡之后，对读书一事防范得很严。刚到奉贤参加第一期大“四清”时，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为农村习惯早睡，工作队员必须随俗，我觉得时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后，点起蜡烛来看书，那时不敢带业务书籍，看的当然是马列著作，但不料此举却撞在枪口上，被带队的总支书记作为典型事例，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是有人下乡来搞“四清”，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业务，秉烛夜读，坚持走白专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个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而典型创造则常常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实说出我读的是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评力量，也可避免别人反抓辫子，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为这批评没有点名，我也不好站出来申辩。而不点名批评，也表示他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乡，就不要再抱着书本不放了。这批评果然有效，从此大家有空时宁可打扑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书本来读了，这倒反而成为正常生活，——当然，分散住宿之后，偷着读书的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