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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们仨》
    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里,走着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

    说起自己,总是好的,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衣食住行关照得仔细。这种幽默感,这种对家人的感恩,这种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就连他们给亲家母的信,也是吴侬软语,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到过的一个犹太女画家,在纳粹集中营里不仅画着美丽的花朵,还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危险逃生,是因丈夫不能取得离境护照,而她认为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故乡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也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放农村,说是要“扎根”,似乎已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后,大学终于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随着岁月的逝去,环境变得更加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开始看不起父辈,觉得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曾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锺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更是在知识阶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厚度。

    是一个家庭故事,却让我想到:破——固然不易,立——则千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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