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发展都是在另一个“母修院”的基础上“分产”出来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派出几个修士，在原来修院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下，选择一个遥远的荒原，从零开始，“分产”出另一个修院社群来。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创期的艰辛。记得弗兰西斯告诉我们，他们的开创者来佐治亚州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原，无从下手。遵照教规，他们最终必须达到自给自足的生存。于是，他们就给当时的佐治亚州农业部写信咨询。修士们寄去了圣灵修院的土壤样品，希望农业部给他们一些建议：这土壤适宜于什么样的农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烧砖。

    然而，杨家坪对于习惯艰苦创业的特拉普派修士来说，还是格外艰巨。他们在法国也有一个母修院，可是，他们不仅远离法国的母修院，还远离着自己的文化根源。尽管逐步有中国的天主教徒加入这个苦修教派的社群，参与开创，可是，对这样一个乱石滩来说，人手总是不够。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看到，当年的乱石滩经过这十年，已经收拾出一小块齐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顶中国北方民居式样的大四合院已经干干净净地围了起来。院旁还开垦出一片丰产的菜园。当年那个由五名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大家庭，大多数为中国修士。这里严格实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规。他们依然是静默，虔诚，劳作，远离尘世。在索诺修士离世时，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平衡的方式。进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诚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问题。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门艰深学问，涉及哲学、伦理等等人类的本源和终极课题，充满了穷其一生而不能解决的疑问。修院都有庞大的图书馆，涉猎的范围很广。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都足以满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时，为自给自足而设置的劳动，也在平衡人的体力活动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强调苦修，即在艰苦克己的条件下，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在世俗社会看来毫无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能够吸引一些对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特别奇怪的。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别人还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为我们熟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理想。修院生活在实践中，其实很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劳动各尽所能，收获按需分配。另外，他们的内部管理实行民主制度，具体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经常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长达十世纪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给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个连续性，保留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为社会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区别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远只是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扩大，不向社会强制推广，甚至根本不作宣传。相反，它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愿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程序，目的是让产生修行愿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每一个阶段结束，假如这个愿望没有中止，见习修士将有一个誓言，定出一个有限的进入修院的时间。这个发誓居留的时间，在每一次见习期结束时，逐步加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