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圣彼得堡也有传言说加米涅夫同志就是目前党内第二号朱派人物。

    总之在托洛茨基同志明确表态不愿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党内纷争，只愿意在辩论层面上与党内的反对派做斗争的情况下，圣彼得堡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失控的现象，这时候朱派的领袖人物朱加施维里即将回到圣彼得堡的消息，看上去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况且由于托洛茨基一向不同意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果断措施的缘故，朱派尽管是理论上的不同路线分子，但他们仍然是党员的身份，他们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员。

    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个纯粹的，几乎很少有私心的，政治智慧低下的，政治手段拙劣的领导者来说，悲剧的发生也就不怎么奇怪了。尽管他带领着党取得了五月革命的胜利，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从来都没有在党内性成果绝对权威，更不要说有任何党员会对他产生个人崇拜，究其原因，与他不能够有效的掌握党的宣传机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对他的攻击也是从党的宣传机器首先开始。

    12月16日，朱加施维里同志以及他的部队抵达圣彼得堡的日子，当天的最高苏维埃机关报《火星报》刊登了一份严厉的批判性的文章，文章对党夺取初步革命成功以来的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了检讨，涵盖了军事，政治，教育，工业等诸多方面内容，文章指出，党正有进一步被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控制的危险，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必须对前一阶段的政策进行清算，将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立场摇摆不定的革命投机分子清除出党，在这次理论阶层的攻击文章最后，甚至将目前圣彼得堡最高权力机构部分领导人与当年直接反对导师的无产阶级专政政策的孟什维克相提并论。

    与之相匹配的，或者说构成这种强烈理论进攻态势的基础的，是相当数量的工人赤卫队接受了正确路线的领导，并完成了改编，从一个无序的，自发形成的工农阶级的自卫武装团体，真正成为了一个由党，或者说之前的朱派领导的，有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革命军队。

    几乎是毫无防备的托洛茨基甚至还没有从这一份已经几乎是直接指着他鼻子骂的文章中嗅到什么危险的气味，他甚至还试图在当天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来研究朱加施维里同志今后的职务安排问题，在加米涅夫的建议下，这次政治局会议被改成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圣彼得堡的大部分领袖级人物都得以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朱加施维里同志。

    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声调中，季诺维也夫同志被证实的确是叛徒，充分的证据表明了他出卖了赤卫队的机密军事情报给沙皇政权，直接导致了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节节败退的事实。再次来到圣彼得堡时，形势已经大异从前。朱加施维里同志由于一阶段以来在理论界的卓越贡献和为革命培养了一支坚强的军队，并确立了正确的党军关系等等重要的贡献，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取代了季诺维也夫的职务。会议上，由于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背叛也负有领导责任的缘故，他也接受了同志的批评，并在随后有关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选举中，确定了新的三人领导集体，也就是托洛茨基，朱加施维里和加米涅夫。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朱派的称号被彻底取消，并决定了继续发展强有力的革命军队的方针，以应对次年4月后重新开战的需要。具体由朱加施维里同志负责，托洛茨基同志被剥夺了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军事委员会由政治局领导集体共同领导。这标志着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已经事实上完成。

    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工农赤卫队大部完成了实际改编，新的军队管理模式被最终确立，工农赤卫队也正式更名为红军。此时正是1914年2月，中国的农历新年。

    2月20日，红军方面撕毁停战协议，毫无征兆的向莫斯科方面的防线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