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分布在太原，南京，成都和广州的四所炮兵学院，作为教学参考性资料存档使用。

    德军的战法和战例在全国大举亲德的氛围中也通过报纸和一些文艺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全民尚武的风气更是为之一炽。

    配合着军方要向即将来访的美国总统塔夫脱展示实力的各种厉兵秣马的演习演练，整个北京近畿都充盈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气氛。我也在冷静的观察着这股风气，有些时候太热了，容易出事的，特别是在这个盛夏。

    但北京城内的一座大宅内，却是一种庄严肃穆的气象，这是内阁总理副大臣，兼掌理藩院掌院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二等忠武伯袁世凯的宅第。后进的一处不太起眼的佛堂，乃是他家中的私家礼佛之地，但今日看起来却像是一个会客之所。

    席地而坐分列两侧的，都是朝中有数的大臣，右边居首的乃是内阁总理大臣，兼署建设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三等忠襄伯戴鸿慈大人，袁世凯忝陪在侧，在他以下，乃是新任没多久的内阁总理副大臣，工党党魁瞿鸿机，再起下又有进京述职的朝鲜监国，兼南韩行省巡抚唐绍仪，工业部左侍郎，工党副党魁江绍铨，袁氏长子，帝国农林部渔牧司主事袁克定等人，都是内阁中重要部门的中坚人物。

    而坐在他们对面的，则是以皇次子，谊亲王溥英，皇次女，顺淑和硕公主，赏贝勒俸庶人载沣，贝勒载洵，小恭王溥伟，以及陆军部新任的副大臣端方等等以宗室亲贵为核心的满人亲贵大臣们，这种坐法看上去是以尊卑为分的，列座的次序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这些人在开会的话，那他们开的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会。这些人除了没有实职在身的载沣之外，无一不是手握重权，又或者是皇室宗亲，总之无一不是京城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除了袁世凯的面子之外，那就是佛堂中央这一位瘦弱矮小的白须白眉老僧。

    老僧受袁世凯之邀来北京弘法已经有三天了，每天袁府都是访客盈门，充分显示了在皇家但宠儒家之后，佛教在官场民间还是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传统中国以儒释道三教为三大宗教流派，在帝国在前代基础上再次大大加强崇儒举动，并追封孔子为文宣帝君，加之全民民智提升和世俗诱惑的增多，佛教和道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儒教，佛，道，藏传佛教基本成为目前朝廷允可的合法宗教的主体，而半官方，组织性更强，已经超脱了传统宗教规模的儒教更是成为全民的普遍信仰。

    当然，佛教还是能够享有尊荣的地位，与中国佛教与儒教结合程度高是分不开的，两晋及其后的五胡乱华其间开始渐渐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初期依靠法术弘法，一直到与玄学，而后是儒家的结合后，才渐渐成为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教形式，这也让这个宗教在历次王朝更迭中，都能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始终能够站稳脚跟。也使得他们在中华帝国屡次大肆尊儒后，佛教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这从这些天吴江平望小九华山寺的道阶法师和他极力赞誉的青年弟子太虚和尚在北京所受的超凡礼遇就能看出些许端倪。

    当然，在道阶法师这样的佛门宗师眼中看来，佛法一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事实上这也是他来到北京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希望能够为挽救中国的佛教而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自从长毛祸乱整个南半个中国之后，独拜上帝，孔庙，玉皇大帝庙，佛庙等等捣毁者居多，这当然也直接导致了其后来的败亡，但是他们毕竟给南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譬如南京夫子庙被毁，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为石达开部所捣毁，孔庙倒了有人修，曾国藩在南京重建江南贡院和学宫，后来各地纷纷在普及教育的时期并修孔圣帝君庙，张天师府是靠老张家自己的积财修起来的，但佛教的恢复程度仅仅能与道教相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