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1959年以前，台湾人口因政治、经济的原因增加过速，1959年以后开始减缓，之前出生的婴儿潮正好在1971年开始进入国中、高中、大学。1970年代的台湾，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quot;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quot;，而大学联招的录取率在那个时期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也就是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没有选择地选择了一种近乎无可奈何的生活。新闻媒体或文艺作品中充斥着强烈反共却又思乡情愁的情绪，quot;年轻人除了一再复制老一代外省人落荒而逃的莫名恐惧，很难在生命的欲望及活力中找到什么出路quot;（杨祖君语）。电视每晚10点以后停播，年轻人在电视中能看到的除了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quot;靡靡之音quot;，就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爱情悲剧，或者身着亮片晚礼服被规定不准摇摆身体和臀部的歌星演唱。幸运一点的年轻人还可能读到《文星》杂志、乡土文学、1930年代的影印小说，但大多数年轻人的精神生活都贫乏而窒息。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可以购买到由美军电台工作人员盗拷出来的美国排行榜塑胶唱片，而大多数家庭不允许孩子在念书之余听音乐、读小说，因而家中能够拥有一台电唱机的年轻人只占少数。大多数的学生只能偷偷从电台收听当时余光、陶晓清主持的美国最新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那些歌曲中充满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以及思想解放，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现代民歌运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这些学生的生活，同时在经济上由于出口工业的成功，台湾人消费能力增强，三五百元一把的吉他，多数学生都可以负担，quot;唱自己的歌quot;的口号逐渐开始流行。

    民歌咖啡厅即民歌餐厅兴起，在驻台美军逐年撤减、热门乐团逐渐失去主要表演场所之际，这种新形态演唱方式与场所的结合，成为现代民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最早的野人、哥伦比亚、洛诗地到木门、稻草人、幸运草、艾迪亚等，为一群专职或兼职的民歌手提供一展身手的空间。以1973年开业的艾迪亚为例，其发展已超出以餐饮服务为主的格局，而形成如导演赖声川所说的quot;大家都知道要去艾迪亚就是要听音乐，要听音乐就是要到艾迪亚，常有许多从外国来的职业乐手到艾迪亚来玩音乐quot;。通过这些民歌餐厅，自弹自唱的民歌手得以聚集起来，而创作歌曲的想法与行动，也在这些场合逐渐浮现。

    1973年的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胡德夫在这里驻唱，quot;洪小乔在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边，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quot;（吴音宁《有音荡的地方》），李双泽边喝酒边等待着胡德夫工作完成，一起去洛诗地铁板烧玩他们最想玩的音乐。或许1974年的某一天，赖声川在艾迪亚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当时仍在台大哲学系读书的丁乃竺正在台下端盘子，杨弦背着吉他在来的路上，而吴楚楚坐在一旁给吉他调弦，为即将上场做准备--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同样有酒有音乐有朋友，却不是同一种酒、同一种音乐、同一种朋友。

    民歌餐厅是许多歌手的原点。大多数流行音乐的歌手都有在民歌餐厅驻唱的经历，在民歌餐厅演唱时被唱片公司发掘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民歌餐厅已经式微，木船的最后一家民歌餐厅也已宣告结束。

    如蒋经国在1980年代quot;解严quot;前说过的那句话：时代在变。

    上篇：中国现代民歌一、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当quot;唱自己的歌quot;在许多人眼中，只是年轻人弹弹吉他唱唱歌的行为之时，很少人愿意正视，这其中曾经有着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年轻人愿意放弃他们仅有的一些利益，去换取心目中对台湾这块土地上无限期待的一个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