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历史的咖啡馆了。记得二十年前还在大学时代，“明星”便常常是我们聚会的所在。那时候，“明星”的老板是一个白俄，蛋糕做得特别考究，奶油新鲜，又不甜腻，清新可口，颇有从前上海霞飞路上白俄西点店的风味。二楼陈设简朴，带着些许欧洲古风。那个时期，在台北上咖啡馆还是一种小小的奢侈，有点洋派，有点沙龙气息。幸而“明星”的咖啡价钱并不算贵，偶尔为之，大家还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庆南路，门口骑楼下有一个书摊，这个书摊与众不同，不卖通俗杂志，也不卖武侠小说，有不少诗集诗刊，也有《现代文学》，那便是孤独国主周梦蝶的诗之王国。周梦蝶隐于市，在车马喧嚣中，参悟到明年髑髅的眼中，虞美人仍旧抽发茁长。《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孤独国的宝座上，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那时节“明星”文风蔚然。《创世纪》常在那里校稿，后来《文学季刊》也在“明星”聚会。记得一次看到黄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楼。六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杂志，大家就这样乐此不疲的做了下去。当时我们写作，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崇高的使命感，没有叫出惊人的口号——就是叫口号，恐怕也无人理睬。写现代诗、现代小说，六十年代初，还在拓荒阶段，一般人眼中，总有点行径怪异，难以理解。写出来的东西，多传阅于同仁之间，朋友们一两句好话，就算是莫大的鼓励了。然而在那片文学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与外人道的酸甜苦辣。于是台湾六十年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的萌芽、开花。

    这几年来，台北沧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蹰街头，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东区新建的高楼大厦，巍巍然排山倒海而来，目为之眩。台北饭馆多，其来有自，但是这次回来，我发觉台北的咖啡馆，竟也大街小巷，栉比鳞次起来，犹如雨后春笋，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纯吃茶”。而装潢之瑰丽，五光十色，纽约东京瞠乎其后。有些名字取得妙——“梦咖啡”。听说还有一家叫“杜鹃窝”的，不知道什么人去光顾。价钱也不对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块，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许是我的偏见，这些新兴的咖啡馆，豪华是豪华，但太过炫耀了，有点暴发户。我还是喜欢武昌街上那间灰扑扑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来，香醇依旧。

    九月十五、十六、十七日，《现代文学》与作家们举行了三次的聚会，我和“远景”的沈登恩商量，地点就设在“明星”三楼，也是叙旧的意思。头一天光临的是诗林高手，《创世纪》、《蓝星》、、《草根》，各派宗主，一时到齐。难得孤独国主周梦蝶下凡一游。管管有多年没见面了，上一次遇见他是十七年前在陈若曦永康街的家里。张默来了，送了一套《创世纪》给我。《创世纪》是九命猫，比《现代文学》的历史还要古远，这两本杂志，可算历尽沧桑。还有洛夫、商禽、辛郁、蓝星诗侣罗门蓉子。痖弦带来了他的手下大将丘彦明，《台湾时报》的梅新、《中华日报》的蔡文甫、“尔雅”的隐地、难得露面的张健、爱吃西瓜的罗青、喜欢写蝴蝶的景翔，统统围成了一桌，当然还有《现代文学》元老何欣与姚一苇两位先生。高上秦姗姗来迟，晚了半个钟头——这样的集会，真是难得。人生聚散无常，这么多老朋友济济一堂，机会不多。二十年前叶维廉头次带痖弦到我家，记得韩国诗人许世旭先生也来了。我家住在松江路——那一带还是一片稻田，野趣横生——我们一行数人，步小径，谈诗。痖弦刚写了《巴黎》，文坛哗然。(亏他想得出来，把女人的嘴唇比做丝绒鞋!)许世旭初试汉文诗，头几首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