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桂林城烧成焦土一片。离开桂林，到了那愁云惨雾的重庆，我便跟明姐他们隔离了，因为我患了可恶的肺病，家里人看见我，便吓得躲得远远的。那个时候，没有特效药，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姐童年时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谊却一直保持着，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却很关心。那时明姐跟其他兄姐搬到重庆乡下西温泉去上学，也是为了躲空袭。有一次司机从西温泉带上来一只几十斤重周围合抱的大南瓜给父母亲，家里的人都笑着说：是三姑娘种的!原来明姐在西温泉乡下种南瓜，她到马棚里去拾新鲜马粪，给她的南瓜浇肥，种出了一只黄澄澄的巨无霸。我也感到得意，觉得明姐很了不起，耍魔术似的变出那样大的一只南瓜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我还是一个人被充军到上海郊外去养病，我的唯一玩伴是两条小狮子狗，一白一黑，白狮子狗是我的医生林有泉送给我的，他是台湾人，家里有一棵三尺高的红珊瑚树，林医生很照顾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狮子狗是路上捡来的，初来时一身的虱子，毛发尽摧，像头癞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干净，把它养得胖嘟嘟，长出一身黑亮的卷毛来。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并未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只有明姐去探望过我两次，大概还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只黑狮子狗赠送了给她，明姐叫它米达，后来变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姐怜爱小动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视同仁。有一次，在台湾我们还住在松江路的时候，房子里常有老鼠——那时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一片稻田——我们用铁笼捉到了一只大老鼠，那只硕鼠头尾算起来大概长达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凶悍，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在笼子里来回奔窜，并且不时啃啮笼子铁线，冀图逃命。这样一个丑陋的家伙，困在笼中居然还如此顽强，我跟弟弟们登时起了杀机，我们跑到水龙头那边用铅桶盛了一大桶水，预备把那只硕鼠活活溺死，等到我们抬水回来，却发觉铁笼笼门大开，那只硕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笼边，满脸不忍，向我们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姐真是菩萨心肠，她是太过善良了，在这个杀机四伏的世界里，太容易受到伤害。

    民国三十七年我们又开始逃难，从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时明姐已经成长为十五六岁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愈，归了队，而且就住在明姐隔壁房。可是常常我听到明姐一个人锁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紧张，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那时母亲到台湾去跟随父亲了，我的另外两个姐姐老早到了美国，家中只有明姐一个女孩子，而且正临最艰难的成长时期。明姐念的都是最好的学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圣玛丽书院，功课要求严格出名，然而明姐并不是天资敏捷的学生，她很用功，但功课总赶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错，发音尤其好听，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艺术的才能，可是就是不会考试，在圣玛丽留了一级。她本来生性就内向敏感，个子长得又高大，因为害羞，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级就更加尴尬了。我记得那天她拿到学校通知书，急得簌簌泪下，我便怂恿她去看电影，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一张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与魔鬼》拍成的电影。“魔鬼来了!”明姐在电影院里低声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级的事情忘掉了。

    明姐是十七岁到美国去的，当时时局动乱，另外两个姐姐已经在美国，父母亲大概认为把明姐送去，可以去跟随她们。赴美前夕，哥哥们把明姐带去参加朋友们开的临别舞会。明姐穿了一袭粉红长裙，腰间系着蓝缎子飘带，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长身玉立，裙带飘然，俨然丽人模样。其实明姐长得很可爱，一双凤眼，小小的嘴，笑起来，非常稚气。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动比较拘谨，所以看起来，总有点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