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的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能不浓浓的染着烈士的鲜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冬宫的血景。只要中国人有眼力认定，有胆量实行，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这次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次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他的神经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还是在奉直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过的是一团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时，他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他的头顶上。—直到他写下《毒药》那几首咒诅诗后，他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下去。这次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只觉着烦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身体也不舒服，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他却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袋的姿势。而那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他内心的枯窘！

    他不能叫时局来替他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理。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心灵所需要的闲暇，形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得不到满足时，又能感觉到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内心不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灵智，淹没理性。但这些都不是徐志摩的病源。因为他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因此，在他的潜在意识里不该有什么受压的欲望在作怪。

    实际上，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人们心灵的活动。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因此人们推想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常有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人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他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事实上，这些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有时正好相反。人们看不起有钱人、社会上的得意者、肌肉过分发达的运动员，也因为如此。而且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徐志摩说等到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他们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了，更不用说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么生活的满足是徐志摩自己的病源吗？

    徐志摩的一个知心好友对他说，在以前的日子里，正因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为他有欲望不得满足，所以他的压在内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徐志摩就借文学来发泄他生理上的郁结，这情形又容易在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他的写作得到赞许，他就自以为确有相当的创作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实在他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他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他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他的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他就会发现他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烦闷。他只是对他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说他对文艺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正的热心。他本来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用命里注定的幸福。在事业界、文艺创作界、学问界，全没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问在他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