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分，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他们没办法，只能随徐志摩了。这样笑话就变成了实事，徐志摩是没想到的。但同时徐志摩还警告陈博生，说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他，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徐志摩详细交代了自己接办的过程，并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场：“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徐志摩特别介绍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艺的赵元任。他是从天上的星到人类肠子里微菌、从广东话到四川话、从音乐到玄学、没有一样不精；他是一个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谁要听赵元任讲演不发笑他一定可以进圣庙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给他特辟一栏，随他天南地北的乱说，反正他口里没有没趣味的材料。他已经答应投稿；但徐志摩为防他懒，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别登广告，先留住他再说，因为“一将难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这块园地上大显身手，同时他交游甚广，人缘又好，并且总是热情积极地向文艺界、知识界的著名学者、专家约稿。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等，还特请了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谈西洋艺术；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谈文学；天文学家翁文灏、化学家任叔永等谈科技；音乐家萧友梅、赵元任谈西洋音乐；考古学家李济之谈中国音乐。至于徐志摩那些日常见面的朋友，如胡适、陈西滢、张歆海、丁西林、陈衡哲、凌淑华、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还向当时的新进作者如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等发出了号召。另外还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们的文章也能过来。从德国回来的宗白华、快从法国回来的江西谢，徐志摩也要邀请。

    当时，除郭沫若等个别人后来始终不曾理睬这事、没为副刊写过一个字外，多数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场，给副刊送来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字。《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