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了的、让悲恸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沈彻的忏悔，然后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就可以望见上帝永久的威严。在《婴儿》中，婴儿凝聚了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同时，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奋斗和抗争的结果。

    徐志摩在引用三篇自己的散文诗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妄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徐志摩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与腐朽的现实非常不满，几乎持否定一切的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徐志摩认为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灵魂的肮脏与丑陋。保持灵魂的纯洁因此至关重要。在里，还有附带的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里，徐志摩提出了救国之道是回复人的天性。回复之道在于真诚持久的忏悔。尽管人们在回复天性的过程中会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最终可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最近经历的两件事情，使徐志摩有很深的感触。

    有一天，徐志摩去看俄国公使馆挂旗。加拉罕站在台上微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头看旗上升时，徐志摩感到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同时屋顶那根旗杆上，冉冉的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遥远的没有一斑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飘荡。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徐志摩异样的感想。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徐志摩不仅听出了这近十年来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他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年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自由，平等，友爱！法国人在几百年前狂呼着。这呼声还在人类的性灵里荡漾着。

    日本人天灾后的勇猛与毅力，更让中国人惭愧自己的穷乏和寒伧。精神的穷乏才是真正最可耻的。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充分的涵养，所以面对些许的纷扰便没了主意，像一个耗子似的，它的天才只是害怕，它的伎俩只是小偷；又因为生活中我们没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合群生活的大网子就缺少了最重要的那几条普遍的同情线，再加上原来的经纬已经到了完全破烂的状态，这网子根本就没有了联结，不受外物侵损时已有溃散的可能，哪里还能在时代的急流里，捞起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难怪悲观主义变成了流行的时髦！但血管里有鲜血流动的年轻人不应沾染这种最致命的时髦，不应学那随地躺下去的猪，不应学那苟且专家的耗子。现在时候紧迫了，年轻人不能再有霎那的含糊了。他们要担负起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要来补织那已经破烂的大网子，他们要在生活里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维来合成强有力的绳索，他们应该发现那适当的象征，像半空里那面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他们要修养精神与道德的人格，准备忍受将来最难堪的试验。简单一句话，他们应当在当天宣布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向上还是堕落。年轻人一个字的回答上就牵系着着全社会的命运。

    徐志摩热忱地奉劝有热血的年轻人不应当沾染悲观主义的时髦，而要永远运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