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个信仰感情的人 无言的别离
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声音,徐志摩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抹杀,谁都会感到他至诚的力量,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所以徐志摩他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失望,他也知道部分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思想的独立是应该奖励的,但决不能附和误解的自由。泰戈尔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到青年的同情,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报纸的诬捏、守旧派的讥评,这些激烈的批评从未动摇过他。因为他的希望、信仰、爱心、至诚,完全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坚信尽管他的胡须、头发白了,但他的心却永远年轻。他常常说,只要青年是他的知己,他理想的将来就有了着落,他乐观的明灯就永远不会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之中,更不能相信中国的青年也会这样。他真没想到在中国遭到了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舒服,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了他身体的疲惫。他差不多是病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讲演了。
他们说他守旧、顽固、“太迟”、“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也无法相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遇到的批评太多了,六十年的生涯里他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是在冲锋与奋斗。但他奋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他主张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诗人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诗人又有什么关系?
徐志摩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泰戈尔虽然常被授予神秘的徽号,但事实上他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人,是最近人情、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也要人道的温暖与安慰,尤其是中国青年的。“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泰戈尔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正当初夏时节,徐志摩陪他游览了法源寺。法源寺是北京名刹之一,以丁香负盛名。徐志摩诗兴大发,曾在树下做诗一夜。为此,梁启超写了一个极能表现徐志摩性格的联语赠给他以纪念此事。“—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泰戈尔不久欣赏了齐白石等在凌叔华家举行的北京画会。在这次茶会上,徐志摩、陈西滢认识了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
黄昏时分,列车快要启动了。泰戈尔从车窗向送行的人们双手合十,频频致意。徐志摩则没有伸出头去挥手告别。他铺开纸笔,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倾泻在白纸上:“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他正在给她写信,尚未写完,车就开始蠕动了。他想向林徽因告别一声,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胡适大声喊道:“志摩哭了。”恩厚之见徐志摩太伤感,一把把他的信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在这之前的几天,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离别的痛苦时时折磨着徐志摩,终于发泄了出来。
在太原,泰戈尔的目的是寻求合作,推行他在印度已经实行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