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徐志摩由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皇家学院给他的评价相当高：“持智守礼，放眼世界。”虽然如此，他在剑桥大学并没有完成什么研究计划，也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连学术论文都没有写一篇。这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

    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生，在皇家学院继续学下去，纵然不太努力，一年内拿到博士该不是什么难事。当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轻易地扔掉了，这次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博士学位，也就这么毫不珍惜地扔掉了。

    徐志摩曾说过，他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张幼仪走了，徐志摩再也没有了羁绊；林徽音走了，一直杳无音信，却给了他无边的牵念、美妙的幻想，他有了一颗空寂泣血的心。从此，这颗心被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在孤寂痛苦中，康桥成了他心灵的慰藉。

    在《吸烟与文化（牛津）》中，徐志摩回忆了他在康桥的生活。他认为，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根据利卡克教授所说的，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在牛津或康桥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更不用说找一个不吸烟先生了。

    怪不得有人就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难怪我们这年头背上刺刺的老大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烟臭薰出来的破绅士！

    这年头说话可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活埋了他！

    实际上事情可不能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诅咒是一回事，别的事可不跟着走。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来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英国人过着有组织的生活，英国存在着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学府，它们孕育了英国的文化生活。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薰出来的。

    徐志摩说他也被称为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地说，他还是不够资格的。当初他并不是像他的朋友温源宁似的出了大洋正式去请教薰烟的。他则只是个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但他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恐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他不敢说康桥给了他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他什么。他也不敢说一个人受了康桥的洗礼，就会脱凡胎、换仙骨。他敢说的只是——就他个人而言，“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在美国呆了两年，在英国也算是两年。在美国他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而在康桥他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他认为如果说他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他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那样原封没有动；但如果说他在美国的时候还不曾通窍，他在康桥的日子至少明白了自己原先只是一肚子糊涂。这之间的差别不能说是小吧。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文中，徐志摩说他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他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到中国时，徐志摩已经在美国了。罗素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徐志摩不仅伤心欲绝，还做了悼诗。他“那不确的死耗”是：1921年3月14日，罗素应邀到保定的育德中学讲演，其他人穿着外套都冷得发抖，罗素却拒绝穿外套，要显示他的绅士风度，结果着了凉，患上了急性肺炎。送进医院，整整两周胡言乱语，昏迷不醒。当时中国的各大报纸每天都报道他的病情，日本一家报纸甚至报道他已经不幸病逝，还有人匆匆发了讣告。由于主治医师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