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山穷水尽疑无路」-投闲京师
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越听越生气，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喝止，痛加训斥说：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 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①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余怒未消，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夭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啰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翁同龢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以便“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所以未被”放归田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挺经”，绝不奏请开缺休致；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的支持，慈禧、奕䜣“眷念鸿章旧劳，始终欲保全之。”
②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但每盱衡时势，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环顾左右，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是曾国藩孙女婿，时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浓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浓，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外强中干。这种不幸结局，导源于“内外牵掣”，不能“放手办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① 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14页。
② 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鸿章传。
不可收拾”，怎好不从“破星”本身寻找原因，反而归咎于“裱糊匠”呢！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现在办事，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