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倾”之功，暗嘱以后遇有“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应“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②1885年11 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永庆等20余人。袁世凯行险侥幸，崇尚权术，骄横专断，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竭力维护和加强中朝“宗藩关系”。

    李鸿章虽然看出袁世凯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不完全赞同他的举措，但是面对列强的诡谲阴谋和竞相争夺，又不得不倚之为左右手。袁世凯在朝鲜推行积极的干涉政策，既有助于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阻滞列强在朝鲜扩张侵略势力；又不可避免地促进朝鲜政府的离心倾向，刺伤朝鲜的民族感情。但是，直到1893—1894年间，袁世凯仍然执迷不悟，不仅错误地估计了朝鲜政局，把朝鲜国王的假意敷衍，误认为是“情甚殷洽”，断言“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

    ③；而且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说什么“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时势，应不至这有兵端。”李鸿章由于轻信了袁世凯对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的错误判断，以致未能及时调整对朝政策，并放松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7，第58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8，第5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