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时值李鸿章丁母忧，以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闻讯后，一面派遣丁汝昌、马建忠率军舰3艘赴朝，一面调拨招商局轮船运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庆军6营东渡，以便镇压朝鲜“兵变”，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防制日本乘机扩张侵略势力。李鸿章虽然在籍守制，但仍关注朝鲜政局。他断言朝鲜军民围使馆杀伤数人、阻挠公使各节；都是违和约，背公法的；给予日本以“口实”，日本出兵朝鲜“虽似恫喝，实有兴师问罪之意”。他象张树声一样，站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朝鲜人民的对立面，企图以朝鲜起义者的头颅来维护受清廷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统治，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战争。清廷深感局势严重，急令李鸿章迅速返津商定朝鲜内乱。8月25 日李鸿章自合肥启程，于9月5日抵达天津。在此期间，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解送天津，并逮捕、杀害所谓“乱党”多人。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李鸿章抵津后，认为“朝鲜事大致就绪”，于是便着手处理善后事宜。

    李鸿章认为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捕治“乱党”，“深合机宜”，日、朝《济物浦条约》“尚属无甚流弊”，只是赔款偏多，然而中国“未便从旁代为翻案”。他为朝鲜“国势粗定”和日、朝之间“暂弭衅端”而称快。他主张日军未撤之先，吴长庆所部庆军6营应暂留朝鲜弹压坐镇。他断定朝鲜壬午兵变“发于乱军，而成于昰应”，主张将李昰应幽禁于保定，永远不准返回本国，“以弭该国祸乱之端”

    ①。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

    壬午兵变和《济物浦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某些清流派健将，力主以兵威慑服日本和加紧控制朝鲜，因而在清朝统治阶层中爆发了一场关于对日、朝政策的论争。

    1882年9—10月间，邓承修、张佩纶相继上疏，建议乘镇压壬午兵变胜利之机，对日采取攻势政策。李鸿章遵旨议复，提出自己意见。李鸿章和邓承修、张佩纶在对日本的认识和所应采取的政策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和根本性的分歧。他们都预见到日本侵略着将成为中国的“巨患”，试图谋求驭外固圉之道；不同的是对于中日力量对比的估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政策的差异。邓承修和张佩纶断言中国比日本既富且强，小小的扶桑三岛不堪一击，因而主张以兵威慑服日本，或“示将东渡”，或乘机东征。李鸿章则不然，他并不相信中国实力超过日本，深感跨海远征难操胜券，因而主张充实海军，力图自强。

    就在争论对日政策的前后，清朝统治层也探讨了对朝政策问题。

    1882年张謇写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①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等复奏会询朝鲜乱首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4、5页。

    通人）1868年中秀才，1876年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1882 年随吴赴朝，协助“理画前敌军事”，显示出在紧急事变中镇静应对和勤苦办事的良好素质。

    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既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深沉忧虑，又流露出浓厚的封建“上国”的错误情思。他建议对朝鲜援汉设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东三省为一气。据张謇说，当时中国朝野和朝鲜上下对于《朝鲜善后六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或是之，或非之。作为北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