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

    ②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

    ③。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并使中国避免卷入纠纷。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①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2月26日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当时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这不仅为“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略，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

    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

    倡议在朝鲜推行“牵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1879年说：

    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② 《复日本国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科》，卷1，第6页。

    ③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36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3—38页。

    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 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朝鲜通商，似可密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