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剧情片中两部中国人的电影；比起《黄土地》，《冬冬的假期》显然不及。不及，意指在纽约那样高眉(highbrow)的地方，《黄土地》的涉于政治性自然更能适合纽约知识分子的口味，相形之下，《冬冬的假期》简直太暖和缺乏批判意识了。

    其二，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作祟。导致每每有人热心鼓动侯孝贤赴国外参加影展活动时，他就不免火气上升，非骂一句：“影展影展，他家爱搞的，干我屁事。”我则想起吴念真在提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时，那嘲讽而不屑的笑脸，仿佛在说：“知识分子·闪开一边吧。”

    对于第一点，台湾与大陆电影在国际影展中相遇这件事，前年我参加过香港举办的台湾电影节，和夏威夷影展中，已深受其冲击外，侯孝贤跑过的爱丁堡、伦敦、巴黎、柏林，亦无一次不是针锋相对。当我们以大陆最优秀的几位电影工作者作为对手的时候，便觉得，徘徊在商业跟艺术创作的两难之间风雨摇摆，将会是多么浪费了精神和力气。我们的眼光假如从对内移展到对外，便发现，一切的专心和着力除了只有摆在这个上面，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任何选择了。

    但侯孝贤常说：“我真希望拍几部卖钱的电影，改变片商看法，创造出一个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让更多人做起来。”的确，单枪匹马式的自保自励仍然不够，想要普遍渗入地吹出风气，非得集结更多有才华、有共识的人们做成。我渐觉自己变得又唠叨、又严厉，亦无非是想传达若干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者能在众人里面发生酵母作用，改变电影观众的素质和结构，未始不是一桩功德。

    对于第二点，侯孝贤目前的电影总得经过国外影展的肯定而后推回国内引起议论，实在并非什么值得庆幸的事。正如侯孝贤从爱丁堡回来，说：“电影还是要拍给自己国人看，在那里让我觉得电影很假，很无趣。那里人的生活、想法根本不同，你拍电影要是光为参展，会很没意思。”言下有几分落寞。

    于是去了纽约。决定把心情放轻松和平，侯孝贤笑道：“又不是没参加过影展，想骗阿财!”

    抵达当天，《纽约时报》刊出坎比(VincentCanby)一篇影评，听说坎比的权威性，其评文一经见报，每被影界人士马上括引(quote)。我读了觉得并无非凡之处，随口说：“这么短的评!”被来接机的日报记者看了一眼，道：“有给你登就好啦。”

    次日星期六下午又放映一场《冬冬的假期》，陪同的朋友们郑淑丽、谭敏、诺曼，十分紧张，因为有一位犹太人蕾内(ReneeFurst)要来看片，她做发行艺术电影的公共关系人，算第一把交椅，一九八三年坎城最佳影片的南斯拉夫电影《爸爸出差时》，及一九八五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阿根廷电影《官方说法》，都是她做出来的。片商信赖她的选片能力和判定，以此作为发行宣传的指标，淑丽说：“只要她看中你的片子的话，你就发了。”所以放映之前，淑丽谭敏频频暗示侯孝贤这个重要性，但愿他把他海外散仙的草根气质收敛一下。谭敏私下对我教诲再三，到底忍不住又当侯孝贤面叮嘱了一番，希望他的开场白风趣一点，纽约人那种幽默机智的调调，务必给蕾内一个好印象。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担心侯孝贤按捺不住他的义和团情结又死灰复燃，来个耍帅，那岂不扫兴，辜负了大家的好意。影展主持人介绍了编导之后，侯孝贤上台向观众说话，他道：“第一次来纽约，昨天从机场到旅馆，塞车塞得很厉害，原来里根也到纽约来了。听朋友说，纽约一直天气不好，到昨天才晴天，我以为是我带来了好天气，结果是里根带来的……”淑丽用她老纽约的讲话方式翻译了过去，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主持人请去吃饭，路上笑说：“不是里根，是你们，你们带来的好天气。我们都反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