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鲁迅又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掊物质：抑制物欲的恶性膨胀。

    这几乎等于说：两个文明（物质与精神）要一起抓。

    为什么要抑制物欲？因为物欲横流有害于个体的全面发展，有背于全社会的健康向上。“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物欲显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几股大力之一，但物欲横流醉生梦死，既造成无数罪恶，又导至“生活世界”的种种遮蔽。物的丰富，决不等同于人的丰富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鲁迅在日本，近距离审视欧美的物质文明，掉头为自己的民族把脉，他得出的结论是：兴国，首先要立人。

    周氏三兄弟，树人，建人，作人，应该含有这层意思。周作人在抗战期间作了汉奸，又另当别论。

    任个人，排众数，是致力于中国人的个性解放，瞄准并揭示民族的劣根性。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是鲁迅一生都深恶痛绝的。爱之深才痛之切，才责之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沙聚之邦，个体罕见。先知先觉先行者，必定遭到“众数”的漠视、歧视、乃至敌视。耶稣、苏格拉底、布鲁诺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严酷的现实。鲁迅也不例外。他晚年有句名言：他是为他的敌人活着的。这位悲天悯人、恶斗旧势力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却出此沉痛语，我们今天当能倾听、掂量。

    鲁迅的“最痛苦的灵魂”，源于他感受和辨认黑暗的能力。

    据他的朋友讲，他常常对事不对人。这在一副面团形象的国人中间是要犯大忌的。他看得透彻，所以才一针见血，才直截了当。惯于作揖打拱、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们自然会不舒服。这些人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其集体潜意识盘根错节，犹如深海的藻类。他们的感觉注定要滞留于表层，不会意识到鲁迅的良苦用心。他们还跳起来，缠斗鲁迅，消耗着巨人的体力。

    觉醒的个体，面对昏睡的庸众……

    鲁迅发现了尼采和易卜生。而尼采发现了超人、末人，易卜生发现了真理常在少数人的手中。

    辛亥革命时期，真理确实在少数人手中。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足迹遍及欧美，他是既反抗封建主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

    孙中山是先行者，鲁迅是先觉者。孙中山致力于社会革命，鲁迅全力以赴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十世纪初的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精神战士披挂上阵了。

    这样的战士，千古一人。

    1980年的《鲁迅研究》，彭定安先生写道：“他一走上战阵，就显露了一个伟大文化战士和启蒙思想家的最宝贵的品德：献身的赤诚，战斗的激情，清醒的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思想家的睿智和深沉，战士的勇猛和坚定。”

    鲁迅二十几岁就几乎成为鲁迅，令人不无惊讶。当时的日本东京，聚集着来自中国的各路豪杰。革命的，改良的，复古的，保皇的，主张暗杀的……分成若干派系，竞相发出声音。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危险，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见的刺激。既要排满、反封建，又要反列强，各种各样的救国论杂然纷呈。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黄金黑铁救国，坚船利炮救国……而鲁迅的救国思想，当发端于南京读《天演论》的时期。进化这个词一